旁白：2003年SARS期间，有关部门曾经接到大量的捐款用于救治SARS病人以及进行生活救助，方渤等人发现2003年11月，北京市审计机关曾经公布捐款数目和去向，提到有两亿多元的余款。2006年8月，方渤和病友汪永红等人设计了一份针对SARS后遗症患者的调查问卷，共回收了有效问卷110份。调查显示：88.2%的SARS治愈者出现了骨坏死症状，80%的患者因为骨坏死离开工作岗位，失去部分经济来源。SARS后遗症患者中的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大约占到60%.

　　诉求既然有两亿多元余款，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救治SARS后遗症患者？

　　姜英爽：你曾经做过一份详细调查，说明SARS后遗症的现状。

　　方渤：对，我做得特别详细，关于病人怎么得的病，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包括哪里发的病，转了几次院，家里亡了几个。都说得清清楚楚。

　　姜英爽：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方渤：最终，我们提出的，是希望政府做什么。

　　姜英爽：那个报告起了应该做的作用了吗？

　　方渤：也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包括我们跟有关部门对话三四次。后来包括政府承诺给我们的，(政府)一点点地也在做，也有一些帮助。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政策，现在给我们的帮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停止了。既然有两亿多元余款，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救治我们这些SARS后遗症患者？简单一点，就是成立一个救助基金，让我们能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我们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这样。

　　姜英爽：这100多人是你所能找到的全部？

　　方渤：非因公而患上SARS后遗症的，只找到这100多人。我2004年就知道，因公的医务人员被查出来得后遗症的也有140多人。他们当时救助了我们，可是，他们中间有人现在过得并不好。而香港在2003年时，就已经知道SARS病人可能会有后遗症，已经为他们成立了信托基金，而我们从2003年年底就反映这个问题，到2008年才每年给几千元补助。我有两个病友是独生子女，患有多发性骨坏死，重残，都在望京医院做了介入手术。有的是重度骨质疏松，一人手扶墙，掌骨骨折；还有一个，连用手去拉门把手，都会导致肋骨骨折，患上了“脆骨症”。她们分别要赡养患心脏病、血压高和癌症的高龄父母，还要抚养学前子女，仅靠政府每年8000元困难补助生活，这样的补助怎么够呢？

　　姜英爽：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现在只能是社会的包袱了，只能向社会索取而无法贡献了。这让你感到悲哀？

　　方渤：按道理来说，50岁的男人还属于中青年，我们还是有能力为社会做点什么的，起码我们不是社会、不是政府的包袱。可是由于身体上的这么多病痛，我们已经终身残疾了，而且不能负重。我们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残联给我们的诊断是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的人了。

　　在手术之前，我连轮椅都坐不了。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后记：据统计，在北京2500名康复的SARS患者中，有30%患上了骨坏死，其中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有300多名。而据钟南山透露，由于激素应用合理，广东地区康复病例中出现骨坏死的比例只有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