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史东山自杀案探秘
发布时间：2011-02-21 15: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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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1955年2月23日,曾拍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的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突然自杀身亡,其死因一直讳莫如深,众说纷纭。
据茅盾1967年8月21日的日记中所记,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人来调查史东山“因政治原因自杀”的情况,提及在史东山死后的公祭时,为何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也献了花圈?当年为史东山主祭的茅盾(时为文化部部长)表示自己不知情,嘱来人可向当时的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其与阳翰笙、田汉、蔡楚生四人曾为陪祭)去了解。
茅盾日记中寥寥几笔,引起我的极大兴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证和爬梳,终于发现了史东山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忽然自杀殉命的隐情。
史东山其人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匡韶,著名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浙江海宁人。早年他因家庭贫困,远赴北京、天津和上海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后进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他很快就热爱上了电影事业,熟悉并掌握了与电影有关的各项业务,也开始在一些电影中担任角色,还尝试写作剧本,渐渐成为了电影界的一个多面手。22岁时他导演并拍成了他的处女作《杨花恨》,1925年他刚写出的剧本《柳絮》被公司选中并担任导演,此片一炮打响,不仅拯救了当时濒临破产的影戏公司,也使史东山这个名字从此为人们所熟悉。
1930年,史东山进联华影业公司,开始接受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位开拓者。同时,时局的动荡也让他心中蕴藏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喷薄而出,他与蔡楚生等编导了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影片《共赴国难》,他自己也拍出了进步影片《奋斗》,这都标志着史东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从早期的唯美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1933年,史东山加入中共电影小组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此后他又进入艺华影业公司,编导了反映妇女问题的《女人》、描写工人生活的《人之初》、揭露商业社会丑恶与堕落的《长恨歌》、揭露官场黑幕的《狂欢之夜》等,又与田汉合作完成《青年进行曲》。这一系列接触社会问题、有着鲜明时代色彩、兼具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进步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东山辗转后方,他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那里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他在第六处(艺术处)负责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阳翰笙回忆说:那时的史东山“严肃认真、富于正义感”,他编导了第一部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还有歌颂农民投身抗战的《好丈夫》以及与田汉再度合作以动员民众抗战为宗旨的《胜利进行曲》,此外他还导演了曹禺、陈白尘、于伶等人的话剧。此时史东山也进入了他的艺术创作巅峰时期,他致力于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引入中国。抗战胜利后,他与进步电影工作者同国民党展开曲折的斗争,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为昆仑公司),并很快拍出了他的代表作《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划时代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史诗的气魄,它以强烈的批判精神鞭挞了国民党的腐败,因而在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甚至从此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长演不衰的经典影片。但是,史东山自己也由此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被迫远走香港。
史东山在国统区的表现,或许可以成为反映其性格的一点片断。他的同乡、诗人徐迟有一段回忆,非常逼真地诠释了史东山其人。他说:“我的记忆中保留着史东山一个最美好的镜头。那是皖南事变后,张治中以政治部长身份到‘中制’(即战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视察。我们大家坐在编导委员办公室内等着。一会儿他来了,一进来,那个反派小生何非光穿了一身军装,发出一声口令:‘起立!’大家只好都起立立正了。都起立了,但史东山没有起立。他懒懒地斜坐在椅子上,摸着他的小胡子,微微笑着,跟张治中略一颔首。我顿时觉得这个史东山真是一个了不得的有骨气的人。他的形象立刻高大了。”史东山给徐迟的这个深刻的印象到了刚解放时又让他联想起来,那时他们都到了北平,也都是文艺界知名的人物,不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史东山和徐迟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自然会敏感地体会到一点不同,而“电影界的大导演史东山”却“表示一种众醉独醒的神气而又很不快活”。这让徐迟马上想起当年史东山对长官张治中老大不敬的样子,即“大家起立了,史东山岿然不动。他自坐着,好像倒是他接见张部长,真是一个人物!”现在呢?“现在他公然表示不快活,对许多做法,他不同意”,比如喊“万岁”,甚至徐迟也忸怩着“觉得怪别扭的,还喊不出口”,因为“从来也没有喊过‘万岁’”。所以,“直心肚肠的,非常坦率的人物”史东山更不会同意这些他陌生的做法了,这让徐迟“很惊讶”,因为他当时“还不懂得”。徐迟说:“我那时并不同意史东山”,他还以为“人的思想改造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江南小镇》)。确实,史东山太有个性了,他的傲骨让他很难适应解放后已经趋于大一统的文艺格局和风气了。
自杀疑云
新中国成立之初,史东山由香港抵北京,除了作为委员参加政协和人大之外,他还被委任了相应的职务: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和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他的才华也得以尽情绽露,他编导的《新儿女英雄传》不久就获得了国际的承认,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授予他导演奖,此后他又与蔡楚生合拍了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他写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也出版了。
然而,正当史东山迈向他的艺术高峰时,1955年2月23日,他突然自杀了。
这位终年仅仅53岁的杰出电影工作者的意外去世,从此成为一道“谜”。当时如《大众电影》等宣布其逝世的消息,说他“因患肝疾,长期治疗无效,不幸于2月23日晨在北京医院逝世”,还说他“数月前还曾往工厂搜集材料,准备写作剧本,不幸因病中止,而终至与世长辞了”云云。此后许多书籍和辞书提到史东山时也对此都语焉不详,且大都说他是“病逝”,或者不无惋惜地说正当史东山处于艺术创作巅峰时“溘然长逝了”云云。那么,为什么对他的自杀讳莫如深?他又为什么要在自己艺术创作的高峰时自杀?为什么他选择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刚刚开始而“肃反”运动即将开始之前自杀?是什么让他不惜让自己的生命中断?虽然其中的详情我们至今仍然不太了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史东山在新中国第一场电影论争——“中国电影向何处去”中的铩羽,以及接下来不断的政治运动,想像到史东山的困惑乃至其由决绝到赴死。
电影论争
新中国关于电影的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史东山的几篇文章,今天经过拨乱反正的历史事实证明,那正是他眼光如炬、有先见之明的地方。
史东山从香港到北京后,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要点》、《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以及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电影的方向》,就新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也就是题材范围)、表现形式以及其艺术样式和手法等等提出他的看法。当时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成为大方向,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不二法则,刚刚成立的文化部电影局也定下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创作宗旨,后来我们知道这对文艺创作不免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后来由邓小平亲自改变和定夺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的口号。史东山早在当时就根据他多年的艺术实践活动,对已经盛行的、带有“左”倾倾向的文艺方针提出质疑,其实这也代表着许多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普遍的困惑。如解放后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回忆说:“熟悉工农兵的不会写电影剧本,会写电影剧本的不了解工农兵”,于是他也时常被问询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即“除了工农兵之外,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当夏公“满不在乎”地回答了“可以”之后,他受到好心人的委婉的劝告。
史东山当时也曾在一封信中说:“上海同人对今后创作方向十分拘谨”,即“大家把毛主席当初在延安针对着当时的情况所指示的原则机械地理解了”,于是他在文章中提出:(1)、“假如我们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这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2)、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是不是也要“应加以鼓励、表扬”(即给予表现)?这所谓“同盟军”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革命动力之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堪称是“汪洋大海”般的存在,不表现他们可以么?所以就在史东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上海的《文汇报》就此开始了“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史东山也在上海影剧协会上发言,主张对毛主席的《讲话》应给予“发展”和“扩大”的理解,并且认为文艺表现中国革命的四大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显然,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被教条主义者们视为大逆不道的。(3)、至于电影的表现艺术样式、表现手法,史东山虽反对没有正当内容、空洞、纯粹噱头、封建性趣味等等,在此前提之下却又反对任意限制表现形式,也就是反对行政干预艺术,要求尊重艺术家的创作特点和观众的欣赏习惯,主张艺术表达的多样性。
史东山不愧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他是建国以后最早提出和要求在文艺上要尊重其固有特点的人,因为他有他长期积累的艺术实践足以说明之,难得的是他还有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但是,正如人们可以想像到的,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迅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他成了新中国文艺界最早的一个“异类”,从此他受到了歧视和排斥,比如他原来曾被内定为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这自然不能做数了。有批判者说:“由于史先生并没有了解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根本精神,没了解《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又急于要‘发展’、‘扩大’其文艺方向,实际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曲解之”。“立场”站错了,人就是错了,史东山陷于深深的苦闷中。
死因探秘
在史东山的文章和讲话发表之后不久的1951年,开展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这时在史东山所从事的电影界、在他任职的电影局,已经有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的阴影在活动了,她在长期的党内束缚和压力下,甚至在众人一种不无鄙视的冷眼下,早就积聚起了足够的反抗能量。正是这个妇人,性格极度乖戾,报复性十足,当年她在上海滩充当二流演员时,曾经向大红大紫的史东山导演恳求提携,而史东山却厌恶她不断的绯闻事件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就是不屑与之为伍。他哪里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心里已经种下了报仇的种子。
在《武训传》被公开批判之前,鉴于该片公映后受到许多报刊和人士的赞扬,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亲自两次改写社论,认为它“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质问“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此前后,周恩来一再表示自己负有责任,夏衍也做了检讨,周恩来还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决定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为此成立了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并提出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而不是过分强调艺术性。从此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也不再把追求艺术性作为要求,只求政治过关即可。“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夏衍)。从那以后,史东山还能坚持他的美学追求和文艺观点么?如果“执迷不悟”,请听:“有些人从今不如昔的看法出发,竭力反对思想领导,反对行政干涉,反对选题计划,反对电影事业的计划化,有意识地把解放以前的电影工作者说成是十分自由,毫无拘束,这也是有意混淆黑白”(夏衍《中国电影的历史与党的领导》),从夏公这篇写于后来“反右”时的文章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弦外之音?
然而,事情还没有到“反右”。1955年胡风一案已被内定,此前由于史东山与胡风有过交往,他的许多文艺思想与胡风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表现工农兵“不止于歌颂”,不是与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难脱干系么?于是,在史东山面前可以有两条不同的出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江青两次夜访老相识史东山,当然她已经是“一阔脸就变”的人了,随同她一道造访的是几个带枪的卫士,据说访问的目的是要他揭发胡风——实际上就是胁迫他检讨、检举。那时,“聪明”的人,大可以去学上交私人信件并且很快就在《大众电影》上撰写了《匪首胡风投向电影界的集束手榴弹》的舒芜,借此摆脱干系(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不“聪明”的如史东山呢,说“不”!可是这一声“不”是要有代价的!史东山为人刚烈,他不诬人,也不自诬,最后以死抗争!
深情怀念
据茅盾的日记,与艺术家们关系密切、当然同史东山也有许多来往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在史东山去世不久后为其追悼会送了花圈,这到了后来的“文革”中就受到了质疑和追查,成为居心叵测者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一。又据了解史东山的梅朵等人回忆:史东山的一生不是趋炎附势和随波逐流的人生,他一直走着一条独立的路,即人格独立和追求艺术的自己的路 。“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勇于斗争,绝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则以全部诚心对待,绝不说一句假话、做一件违背良知的错事,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他把一切献了出来,直到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梅朵《怀念史东山》)。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让史东山需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梅朵先生接下来有这样一段可以让今天的我们理解的话:当时他们都在五十年代的电影局工作,不过,“应该说,我们并不是真正理解他,也没有真正从他的性格中汲取生活的力量,因为当时就在运动的压力下,他昂然高举自己的生命进行抗议的时候,我们却匍匐在权势的面前,检查自己的所谓错误”。当别人多少年之后才意识到、甚至“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时(夏衍),我们可以明白史东山为什么早早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了!那就是:史东山为了捍守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艺术追求,在“左”倾批判面前甘当异类,甚至不惜以生命的轻掷来作惊天地泣鬼神的抗议!
史东山的百年诞辰(2002年)已经平静地过去了,也就是说他已经烈死近半个世纪了。当年郭沫若曾称道史东山是“虚怀若谷的谦冲,开门见山的直率,条分缕析的致密,休休有容的诚恳”,具备这样一种美好人格和性格的杰出艺术家,我们怎能不万分惋惜他的猝死和早丧。然而,“他的早早离开,使他不能充分展示他那大海激荡的艺术生命,但是,就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已经让我们进入了他那高远开阔的精神境界。他那颗透明的知识分子的心,永远照耀着我们”(梅朵)。
据茅盾1967年8月21日的日记中所记,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人来调查史东山“因政治原因自杀”的情况,提及在史东山死后的公祭时,为何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也献了花圈?当年为史东山主祭的茅盾(时为文化部部长)表示自己不知情,嘱来人可向当时的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其与阳翰笙、田汉、蔡楚生四人曾为陪祭)去了解。
茅盾日记中寥寥几笔,引起我的极大兴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证和爬梳,终于发现了史东山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忽然自杀殉命的隐情。
史东山其人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匡韶,著名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浙江海宁人。早年他因家庭贫困,远赴北京、天津和上海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后进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他很快就热爱上了电影事业,熟悉并掌握了与电影有关的各项业务,也开始在一些电影中担任角色,还尝试写作剧本,渐渐成为了电影界的一个多面手。22岁时他导演并拍成了他的处女作《杨花恨》,1925年他刚写出的剧本《柳絮》被公司选中并担任导演,此片一炮打响,不仅拯救了当时濒临破产的影戏公司,也使史东山这个名字从此为人们所熟悉。
1930年,史东山进联华影业公司,开始接受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位开拓者。同时,时局的动荡也让他心中蕴藏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喷薄而出,他与蔡楚生等编导了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影片《共赴国难》,他自己也拍出了进步影片《奋斗》,这都标志着史东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从早期的唯美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1933年,史东山加入中共电影小组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此后他又进入艺华影业公司,编导了反映妇女问题的《女人》、描写工人生活的《人之初》、揭露商业社会丑恶与堕落的《长恨歌》、揭露官场黑幕的《狂欢之夜》等,又与田汉合作完成《青年进行曲》。这一系列接触社会问题、有着鲜明时代色彩、兼具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进步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东山辗转后方,他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那里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他在第六处(艺术处)负责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阳翰笙回忆说:那时的史东山“严肃认真、富于正义感”,他编导了第一部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还有歌颂农民投身抗战的《好丈夫》以及与田汉再度合作以动员民众抗战为宗旨的《胜利进行曲》,此外他还导演了曹禺、陈白尘、于伶等人的话剧。此时史东山也进入了他的艺术创作巅峰时期,他致力于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引入中国。抗战胜利后,他与进步电影工作者同国民党展开曲折的斗争,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为昆仑公司),并很快拍出了他的代表作《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划时代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史诗的气魄,它以强烈的批判精神鞭挞了国民党的腐败,因而在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甚至从此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长演不衰的经典影片。但是,史东山自己也由此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被迫远走香港。
史东山在国统区的表现,或许可以成为反映其性格的一点片断。他的同乡、诗人徐迟有一段回忆,非常逼真地诠释了史东山其人。他说:“我的记忆中保留着史东山一个最美好的镜头。那是皖南事变后,张治中以政治部长身份到‘中制’(即战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视察。我们大家坐在编导委员办公室内等着。一会儿他来了,一进来,那个反派小生何非光穿了一身军装,发出一声口令:‘起立!’大家只好都起立立正了。都起立了,但史东山没有起立。他懒懒地斜坐在椅子上,摸着他的小胡子,微微笑着,跟张治中略一颔首。我顿时觉得这个史东山真是一个了不得的有骨气的人。他的形象立刻高大了。”史东山给徐迟的这个深刻的印象到了刚解放时又让他联想起来,那时他们都到了北平,也都是文艺界知名的人物,不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史东山和徐迟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自然会敏感地体会到一点不同,而“电影界的大导演史东山”却“表示一种众醉独醒的神气而又很不快活”。这让徐迟马上想起当年史东山对长官张治中老大不敬的样子,即“大家起立了,史东山岿然不动。他自坐着,好像倒是他接见张部长,真是一个人物!”现在呢?“现在他公然表示不快活,对许多做法,他不同意”,比如喊“万岁”,甚至徐迟也忸怩着“觉得怪别扭的,还喊不出口”,因为“从来也没有喊过‘万岁’”。所以,“直心肚肠的,非常坦率的人物”史东山更不会同意这些他陌生的做法了,这让徐迟“很惊讶”,因为他当时“还不懂得”。徐迟说:“我那时并不同意史东山”,他还以为“人的思想改造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江南小镇》)。确实,史东山太有个性了,他的傲骨让他很难适应解放后已经趋于大一统的文艺格局和风气了。
自杀疑云
新中国成立之初,史东山由香港抵北京,除了作为委员参加政协和人大之外,他还被委任了相应的职务: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和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他的才华也得以尽情绽露,他编导的《新儿女英雄传》不久就获得了国际的承认,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授予他导演奖,此后他又与蔡楚生合拍了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他写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也出版了。
然而,正当史东山迈向他的艺术高峰时,1955年2月23日,他突然自杀了。
这位终年仅仅53岁的杰出电影工作者的意外去世,从此成为一道“谜”。当时如《大众电影》等宣布其逝世的消息,说他“因患肝疾,长期治疗无效,不幸于2月23日晨在北京医院逝世”,还说他“数月前还曾往工厂搜集材料,准备写作剧本,不幸因病中止,而终至与世长辞了”云云。此后许多书籍和辞书提到史东山时也对此都语焉不详,且大都说他是“病逝”,或者不无惋惜地说正当史东山处于艺术创作巅峰时“溘然长逝了”云云。那么,为什么对他的自杀讳莫如深?他又为什么要在自己艺术创作的高峰时自杀?为什么他选择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刚刚开始而“肃反”运动即将开始之前自杀?是什么让他不惜让自己的生命中断?虽然其中的详情我们至今仍然不太了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史东山在新中国第一场电影论争——“中国电影向何处去”中的铩羽,以及接下来不断的政治运动,想像到史东山的困惑乃至其由决绝到赴死。
电影论争
新中国关于电影的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史东山的几篇文章,今天经过拨乱反正的历史事实证明,那正是他眼光如炬、有先见之明的地方。
史东山从香港到北京后,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要点》、《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以及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电影的方向》,就新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也就是题材范围)、表现形式以及其艺术样式和手法等等提出他的看法。当时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成为大方向,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不二法则,刚刚成立的文化部电影局也定下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创作宗旨,后来我们知道这对文艺创作不免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后来由邓小平亲自改变和定夺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的口号。史东山早在当时就根据他多年的艺术实践活动,对已经盛行的、带有“左”倾倾向的文艺方针提出质疑,其实这也代表着许多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普遍的困惑。如解放后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回忆说:“熟悉工农兵的不会写电影剧本,会写电影剧本的不了解工农兵”,于是他也时常被问询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即“除了工农兵之外,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当夏公“满不在乎”地回答了“可以”之后,他受到好心人的委婉的劝告。
史东山当时也曾在一封信中说:“上海同人对今后创作方向十分拘谨”,即“大家把毛主席当初在延安针对着当时的情况所指示的原则机械地理解了”,于是他在文章中提出:(1)、“假如我们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这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2)、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是不是也要“应加以鼓励、表扬”(即给予表现)?这所谓“同盟军”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革命动力之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堪称是“汪洋大海”般的存在,不表现他们可以么?所以就在史东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上海的《文汇报》就此开始了“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史东山也在上海影剧协会上发言,主张对毛主席的《讲话》应给予“发展”和“扩大”的理解,并且认为文艺表现中国革命的四大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显然,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被教条主义者们视为大逆不道的。(3)、至于电影的表现艺术样式、表现手法,史东山虽反对没有正当内容、空洞、纯粹噱头、封建性趣味等等,在此前提之下却又反对任意限制表现形式,也就是反对行政干预艺术,要求尊重艺术家的创作特点和观众的欣赏习惯,主张艺术表达的多样性。
史东山不愧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他是建国以后最早提出和要求在文艺上要尊重其固有特点的人,因为他有他长期积累的艺术实践足以说明之,难得的是他还有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但是,正如人们可以想像到的,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迅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他成了新中国文艺界最早的一个“异类”,从此他受到了歧视和排斥,比如他原来曾被内定为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这自然不能做数了。有批判者说:“由于史先生并没有了解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根本精神,没了解《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又急于要‘发展’、‘扩大’其文艺方向,实际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曲解之”。“立场”站错了,人就是错了,史东山陷于深深的苦闷中。
死因探秘
在史东山的文章和讲话发表之后不久的1951年,开展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这时在史东山所从事的电影界、在他任职的电影局,已经有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的阴影在活动了,她在长期的党内束缚和压力下,甚至在众人一种不无鄙视的冷眼下,早就积聚起了足够的反抗能量。正是这个妇人,性格极度乖戾,报复性十足,当年她在上海滩充当二流演员时,曾经向大红大紫的史东山导演恳求提携,而史东山却厌恶她不断的绯闻事件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就是不屑与之为伍。他哪里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心里已经种下了报仇的种子。
在《武训传》被公开批判之前,鉴于该片公映后受到许多报刊和人士的赞扬,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亲自两次改写社论,认为它“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质问“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此前后,周恩来一再表示自己负有责任,夏衍也做了检讨,周恩来还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决定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为此成立了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并提出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而不是过分强调艺术性。从此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也不再把追求艺术性作为要求,只求政治过关即可。“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夏衍)。从那以后,史东山还能坚持他的美学追求和文艺观点么?如果“执迷不悟”,请听:“有些人从今不如昔的看法出发,竭力反对思想领导,反对行政干涉,反对选题计划,反对电影事业的计划化,有意识地把解放以前的电影工作者说成是十分自由,毫无拘束,这也是有意混淆黑白”(夏衍《中国电影的历史与党的领导》),从夏公这篇写于后来“反右”时的文章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弦外之音?
然而,事情还没有到“反右”。1955年胡风一案已被内定,此前由于史东山与胡风有过交往,他的许多文艺思想与胡风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表现工农兵“不止于歌颂”,不是与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难脱干系么?于是,在史东山面前可以有两条不同的出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江青两次夜访老相识史东山,当然她已经是“一阔脸就变”的人了,随同她一道造访的是几个带枪的卫士,据说访问的目的是要他揭发胡风——实际上就是胁迫他检讨、检举。那时,“聪明”的人,大可以去学上交私人信件并且很快就在《大众电影》上撰写了《匪首胡风投向电影界的集束手榴弹》的舒芜,借此摆脱干系(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不“聪明”的如史东山呢,说“不”!可是这一声“不”是要有代价的!史东山为人刚烈,他不诬人,也不自诬,最后以死抗争!
深情怀念
据茅盾的日记,与艺术家们关系密切、当然同史东山也有许多来往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在史东山去世不久后为其追悼会送了花圈,这到了后来的“文革”中就受到了质疑和追查,成为居心叵测者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一。又据了解史东山的梅朵等人回忆:史东山的一生不是趋炎附势和随波逐流的人生,他一直走着一条独立的路,即人格独立和追求艺术的自己的路 。“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勇于斗争,绝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则以全部诚心对待,绝不说一句假话、做一件违背良知的错事,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他把一切献了出来,直到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梅朵《怀念史东山》)。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让史东山需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梅朵先生接下来有这样一段可以让今天的我们理解的话:当时他们都在五十年代的电影局工作,不过,“应该说,我们并不是真正理解他,也没有真正从他的性格中汲取生活的力量,因为当时就在运动的压力下,他昂然高举自己的生命进行抗议的时候,我们却匍匐在权势的面前,检查自己的所谓错误”。当别人多少年之后才意识到、甚至“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时(夏衍),我们可以明白史东山为什么早早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了!那就是:史东山为了捍守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艺术追求,在“左”倾批判面前甘当异类,甚至不惜以生命的轻掷来作惊天地泣鬼神的抗议!
史东山的百年诞辰(2002年)已经平静地过去了,也就是说他已经烈死近半个世纪了。当年郭沫若曾称道史东山是“虚怀若谷的谦冲,开门见山的直率,条分缕析的致密,休休有容的诚恳”,具备这样一种美好人格和性格的杰出艺术家,我们怎能不万分惋惜他的猝死和早丧。然而,“他的早早离开,使他不能充分展示他那大海激荡的艺术生命,但是,就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已经让我们进入了他那高远开阔的精神境界。他那颗透明的知识分子的心,永远照耀着我们”(梅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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