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中国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舒里回到中国，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3]

　　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舒里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一看法，客观地说，应该符合张君劢已经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恰冲撞了当时国内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率先发难，他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若导致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当时众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热衷以结果来论成败的学者通常愿意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的观点都日益走入极端，因此，评价这场论战的胜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当时论战的各方谁也没有最终被说服来看，如何评价这场文化论争需要更复杂慎重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