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在天津   

１９２８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指示苏联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亲自向周恩来传授谍报经验，用于指导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其后，便不断有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同志先后来到苏联受训，而后回到国内从事地下工作。但是担任国际特工的同志，必须按照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规定切断与中共的一切联系。１９３５年，分别化名瓦尔德尔、古斯达夫的杨奠坤（原名杨佐青）和张逸仙辗转从苏联回国后，先后来到了天津，在这个占据南北东西通衢要道的大都市建立起了名义上隶属于共产国际、其实归属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指挥的“满洲第二情报组”。（这种作法的原因是当时苏联与日本之间尚未公开为敌，一旦有谍报人员被日本抓获，苏方便称是共产国际的人，一切与己无关。）杨、张二人的直接上司就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的一位少将，名字叫伊万诺夫，他以外交官的合法身份隐蔽在苏联驻天津的领事馆里，负责指挥以杨奠坤为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的“满洲第二情报组”，要求他们迅速地在天津至奉天（今为沈阳）一线建立诸个情报点，吸收“新鲜血液”，搜集沿线日军的军事情报。伊万诺夫在第一次召见杨奠坤的时候便给了他一千美元的活动经费，并告知以后视情况需要进行经费增补。

    杨奠坤尽管是张逸仙的领导，但他却比张逸仙小十七岁。他们曾经在１９３３年的冬天于哈尔滨相遇。当时，由北满省委军委转到国际情报组织工作的杨奠坤，偶然地与原先在抗日救国军第１１军当总参议、后来搞义勇军失败而潜伏在哈尔滨的张逸仙相遇了。此后，他们俩冬天冒着风雪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抗日标语；到了莫斯科，他们俩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学到的情报专业，共同成长为出色的国际特工。来到天津之后，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便先后在安东、营口、锦州、哈尔滨、张家口、奉天、大连等地建立起了都有独立负责人的情报网点，

     由于天津情报组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人员往来也越加频繁，杨奠坤和张逸仙很快便改换了一个工作地点，搬到法租界知仁里的一幢楼房上。杨奠坤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时常以“大北广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奔走于华北、东北的各大城市，谨慎地发展情报网络，经常地传达上级的指示。张逸仙因为早年在山东潍县的东明中学当过校长，这时便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来往于各情报点之间。同时，杨奠坤又把张逸仙留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妻子张琴玲调到天津，他们夫妇便以家庭的形式掩护起了情报机关。不久，张琴玲也加入了该情报组织，成为组织中的秘密交通员。

     １９３６年杨奠坤随同伊万诺夫调往上海远东总部工作，张逸仙独自担负起了天津情报组的工作。为了便于加强联络，他向上级申请了一大笔经费，利用自己坚实的无线电知识，在英租界中白俄经营的一个电料行里买到了自制电台所需的全部电器元件，又从他所熟悉的驻在天津的一名美国水兵汤姆手里借来了英文的无线电书籍，汤姆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手中的小型工具非常齐全，张逸仙把这些工具也全都借了过来，便在自己的住处装配出一架无线电台，使得天津与上海建立起了便捷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３日凌晨，苏联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三星上将格利希．萨莫依维奇．留西柯夫因为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怀疑，他便假借视察边境情况为名，在当时被称为“满洲国间岛省”的珲春县长岭地段越过苏、满国界，叛逃到伪满洲国。由于留西柯夫掌握着苏联远东地区所有的军事布署和兵力配置情况，所以苏军决定在滨海边疆区调整边防布署，并且在有争议的张鼓峰一带派兵构筑工事，故意刺激日军，观其反应如何，以判断留西柯夫究竟吐露了多少重要的军事情报。伪满洲国的国境守备队立即将苏军越境构筑工事的情况，通报了负责该地区防务的日本朝鲜驻屯军和关东军驻珲春的特务机关，由这三方共同严密监视前线的苏军动向，并且把张鼓峰山脚下的小村落“黑木积”（现名“防川”）的村民全部迁出，使得这块濒临日本海、“一眼观三国”的狭长地带，霎时间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

     面对这种千钧一发的战局，杨奠坤从上海总部发来急电，要求张逸仙立即潜入张鼓峰地区，配合苏联远东军区派来的情报员共同侦察日本关东军、朝鲜驻屯军的动向。

     张逸仙又一次东出山海关，前往“满”、苏、朝三国交界地带的珲春县张鼓峰地区。６月２８日，他来到了离张鼓峰只有十几里地的黑顶子二道泡村（如今叫敬信镇），秘密会见了苏联远东军区情报科的侦察员尤尔卡中尉，他是一名二十多岁的中国小伙子，身穿中式服装，带来了两个大背包，一个里面装着发报机，另一个装着几套日本军服。张逸仙在他的要求下，叫来了自己属下的朝鲜族侦察员金英哲，让他连夜坐船渡过图们江奔赴了朝鲜的庆源地区。三、四天之后金英哲仍然没有消息，张逸仙便亲自跑到张鼓峰附近的黑木积等村落侦察敌情，看见到处都有日本军队驻扎，他便把这些情报告诉了尤尔卡。而后几天他就穿上了尤尔卡带来的日本军服化妆成日本军人，在边境地带穿插行进侦察，并通过报话机发回了大量的情报。

    直到７月２０日，金英哲才从朝鲜侦察回来，他得到了第一手的情报：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１９师团共计七千余人，在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的指挥下分别在朝鲜的四源、阿吾地、庆兴集结完毕。尤尔卡马上把这些情报用报话机发了回去。苏军哈桑边防总队的一位情报军官一再追问日军发起进攻的时间，但这是日军最高指挥机关的绝密情报，怎么才能弄到手呢？为此金英哲又渡过图们江返回朝鲜去了。

     就在这时，日本的朝鲜驻屯军已经开始了对张鼓峰的进攻，在隔江打过来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一举攻占了苏军阵地，并推进到苏联境内三至四公里。金英哲从朝鲜返回后，报告日军第１９师团准备再动用三个联队和师团直属预备队向张鼓峰一线增援。尤尔卡马上把这一情报报告给了苏军的第３９步兵军军部。战役打到了８月８日，第３９步兵军的军部用报话机命令他们：迅速摸清日军是否有进一步扩大战争势态的企图。

     张逸仙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意识到这类情报的取得只有通过窃听日军军用电话的方法。于是，他们三人便穿上日本军装、带上武器和器材，潜伏到了科奇火车站附近的日军第１９师团指挥部一带。张逸仙找到了日军的军用电话线之后，便把窃听器装到了上面。懂得日语的张逸仙和金英哲在８月１０日终于窃听到了绝密情报：由于我军正在集中兵力会攻武汉，所以参谋本部对在苏、满边境引起的事端极感不安，命令关东军增援的第１５师团、第１２０师团、骑兵独立旅团、重炮联队、工兵联队及六个高射炮中队等一律停止行动，就地待命。第１９师团固守阵地，不要扩大战果。

接到尤尔卡发回的这些情报后，苏军又在张鼓峰一线投入了一个师，增加了１００门大炮、４５辆坦克和５０架最新式的ＴＥ－３型轰炸机，总兵力达到近三万人。８月１０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张鼓峰停战协议。协议决定：（1）双方军队于８月１１日１２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2）双方军队维持１１日上午１２时的控制线，确定双方国境线的走向由苏联代表二人与日、满代表二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

达成协议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命令十九师团：如果１１日１１时５５分即停战前五分钟，苏军不发动进攻就于１１日上午１２时停止一切射击。苏军从１１日清晨开始炮轰，并对张鼓峰及其周围阵地展开最后的攻击，到上午１１时炮击最猛烈，苏军占领了部分阵地后便停止了炮击。

就在这一天下午８时，日本军方代表与苏联远东军区参谋长希特伦在张鼓峰阵地会见，双方进行现场交涉。而后又经过１２日、１３日的停战会谈，终于达成协议：双方军队从张鼓峰北侧阵地各自后撤８０米。

  ８月１２日，张逸仙、金英哲护送尤尔卡越境返回苏联。临行前，尤尔卡紧握张逸仙的双手期望与他在胜利时重逢，并拥抱金英哲，表示说他这次功劳最大，回去后要为其申请红旗勋章。１３日上午，当张逸仙、金英哲走到马川子附近时，遇到了一队日本宪兵，张逸仙怕因为身上的武器、地图和经费而暴露身份，便与金英哲转身逃跑，日本宪兵不断地从后面开枪，一下打中了金英哲的后背，张逸仙背起他奋不顾身地滚下了山坡，藏在了山沟的树丛里，这才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但是，金英哲因为流血过多牺牲了。张逸仙流着热泪掩埋了战友，踏上了返回天津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