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与杨靖宇大伯
发布时间：2010-10-08 13: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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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yang
史的情结
回忆父亲与杨靖宇大伯
北京 杨晓天
在我的家乡北国冰城哈尔滨，只要提起杨靖宇大伯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而闻名遐迩的道外区靖宇大街，以及这条大街东端的靖宇公园，正是为了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而命名的。在靖宇公园中夏季鲜花盛开，冬季松柏常青，公园里矗立着杨靖宇大伯的一座大理石基座的青铜雕像，雕像目光炯炯，凝视远方，仿佛是在思念培育他成长和战斗过的河南确山，仿佛是在仰望他浴血战斗过的林海雪原，辽阔的东北大地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本文回忆我父亲与杨靖宇大伯的一段兄弟般情谊的往事，它被湮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在庆祝建国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写此文纪念我的父亲和杨靖宇大伯及那个年代的英烈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我国东北，中国人民面临着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军又占领了哈尔滨，使哈尔滨人民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哈尔滨人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此时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当时化名张贯一）大伯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我的父亲杨佐青（原名杨奠坤，当时化名杨君武），当时为中共北满特委军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两人均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军事委员会成员，同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工作，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会议，曾共同领导过哈尔滨工人群众、学生、进步士兵的反日斗争，彼此在战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杨靖宇大伯在满洲省委成员中年龄较大，所以当时大家都习惯称他为“大老张”。
一、风起磐石
不久，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代表中央和省委向父亲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罗登贤同志与父亲在南岗区河沟街冯仲云同志（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办公处）家里长谈了一夜，罗登贤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哈尔滨被日寇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已经接近完成，张景惠之流已成为背叛民族利益的汉奸，解救东北同胞于水火之中的任务，已责无旁贷的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省委决定派你到南满磐石地区（吉林省），创建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抗日武装队伍和抗日根据地。”
第二天早上，父亲迎着火红的朝阳，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满怀信心的带着党的嘱托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长白山下的磐石县是汉族和朝鲜族杂居的县份，群众基础较好，反日情绪高，1930年就建立了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组建了“打狗队”，专门打击亲日派和狗腿子。
父亲到磐石后，在西玻璃河套与党的地下中心县委接上了关系，传达了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县委马上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抓紧在日寇末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建立工农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武装。父亲与李红光等人在“打狗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李红光（朝鲜族）任队长，父亲任政委。游击队为民伸冤除恶，处决了当地恶霸李二阎王，贫苦农民欢呼喜庆，声势越来越大，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在此基础上游击队又加强了策反营城子士兵的工作，领导“老七连”哗变，同时广泛接触团结周边“山林”武装共同抗日，这时游击队的规模更加扩大了，扩充为四个小队，六七百余人的抗日武装，震动了整个磐石及周边地区。磐石游击队有如石缝中的一株幼松，就是在这纷纭复杂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这支游击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武装力量。
可是磐石游击队的行动，也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1932年9月初，日寇以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向我们根据地进攻，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敌寇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但是在这次战斗中父亲身上、腿部负枪伤多处，无法行动，而部队又要转移行军，为了不影响广大民众刚刚高涨起来的抗日情绪，县委决定秘密护送父亲回哈尔滨治疗。
二、杨靖宇大伯名字的由来
父亲回到哈尔滨后，满洲省委考虑如安排父亲住到医院极易暴露身份，所以安排父亲暂时住在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家中（南岗区河沟街）。在养病期间父亲时时惦记着这支年轻革命队伍的成长，父亲向满洲省委汇报了近一年来磐石游击队的发展情况，通过切身体验，父亲在汇报中强调了党对抗日武装领导的重要性，因父亲完全伤愈要几个月时间，所以建议满洲省委迅速选派一名懂军事，有才干的同志去接替自己，组织领导磐石游击队，这支年轻的革命武装继续发展壮大。
罗登贤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后经满洲省委研究决定，派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贯一同志赴磐石，张贯一同志曾是河南确山农民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搞农民武装有一定的经验。10月的一天，张贯一同志在中山公园（现兆麟公园）与满洲省委交通员薛雯（冯仲云同志的爱人）同志接头，具体接受满洲省委的指示和行程有关安排。同时满洲省委根据我父亲的建议，帮助张贯一同志改了名字，叫杨靖宇。其目的有三个：其一，游击队中有很多队员是从“山林”武装哗变过来的，还存在着一些土匪习气，中途更换领导人他们不服，改叫杨靖宇的名字，以父亲的大哥身份出现，便于他能迅速开展工作；其二，不想让周边地区的广大民众知道，游击队杨政委负伤，以免影响抗日情绪；其三，也不想让日伪军和土匪武装知道，对游击队不利。
张贯一同志准备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代表的身份去磐石工作前，到冯仲云同志家中看望了父亲，他拉住父亲的手说：“君武，你们在磐石搞的不错嘛，连哈尔滨人都知道磐石有个游击队，领头的叫杨矮子（父亲身材较矮），副手叫李红光，你们可是大大的有名呀！”。父亲从病床上坐起来说，“老张，你的担子也不轻，磐石那里情况复杂，我们那支游击队里什么人都有，工人、农民、山林队……如果不加以整顿会出大问题的。”“这个我考虑到了，”张贯一说：“我到那里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好，争取把它变成我党在南满的一支劲旅。”停了停，张贯一又忽然说：“你在磐石那里名气很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您建议我改名字的事情，省委已经通知我了，以后我的名字就叫杨靖宇，这样更有利于我开展工作。”父亲笑了，“你长我六岁，以后咱们就是亲哥俩了，杨靖宇，好名字，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的！”。
这个事情直至五十年后的中日建交以后，从事历史研究的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到哈尔滨，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中途更换过领导人。这个事情当时在满洲省委内部也是保密的，记得80年代初，曾经在满洲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个父亲的老战友（姓名不记得了）到家里，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后来杨靖宇同志率领南满游击队打击日寇的事迹，在全国报纸上和广大民众中已经广泛流传，可是在满洲省委工作人员中还都说不清楚谁是杨靖宇，当时很多人都问过你父亲，您父亲只是笑而不答，直到1933年5月杨靖宇同志回满洲省委参加扩大会议，贯彻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精神，大家才知道“大老张”就是杨靖宇”。后来在党内便有了“山东杨”（我们家祖籍山东省文登县，后来父亲调共产国际组织工作后，杨一辰同志也曾用过这个绰号）、“河南杨”的绰号。
果然，杨靖宇大伯不负众望，到达磐石后，代表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当时形势，对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进行整顿，由满洲省委选派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到游击队，增加了共产党员在游击队中的比例，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继续率领游击队给以日寇沉重的打击。南满游击队蓬蓬勃勃，迅猛异常的发展壮大起来，抗日健儿在磐石及周围县境，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在长白山的大小山岭，高举起鲜艳的反满抗日战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战斗。后来南满游击队发展成为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三、关注杨靖宇大伯、帮助抗联队伍
因为父亲是日伪当局要的逮捕重要人物，满洲省委为了保证父亲的安全，在哈尔滨养伤期间被辗转多处，并通过多种渠道提供充足的药品和食物，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枪伤已治愈。父亲正准备回磐石继续从事武装抗日斗争，1933年初，这时正赶上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共产国际”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向我党要一批文化素质高，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组织工作。满洲省委经过慎重研究，认为父亲俄语比较好，能会话和通信，又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适合做国际组织工作。决定父亲的组织关系由中共党转往苏共党的“共产国际”组织。父亲接受了组织决定，并被“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任命为该组织中的一个系统的中国方面领导人。从此，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不久又离开了战斗过多年的故乡，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更加艰苦复杂的，第二条隐蔽战线上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父亲先后在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领导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及港奥地区。因为斗争形势更加隐蔽，组织纪律规定不允许再同中共满洲省委直接发生工作关系，不能回家，不能和亲人通信。但父亲确时时惦记着抗联队伍的动向，通过下属情报组织关注着杨靖宇大伯的有关信息。
当时“共产国际”组织也通过这一特殊渠道为抗日联军提供通信、资金、物质等方面支持。尤其是1935年后，党中央、中央红军已在长征途中，而日寇在东北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满洲省委及抗联队伍的活动日益困难，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只能通过“共产国际”组织间接取得联系。父亲也多次将“共产国际”组织提供的资金、药品转给抗联队伍，并为抗联队伍提供日伪军行动的情报支持。如：1934年的春天，父亲被日伪特务监视不便行动，便派哈工大女学生关志萍，在哈尔滨秋林公司门前与共产国际组织交通员接头，取回一个装有经费和药品的箱子再转送抗联队伍。又如：1934年9月，杨靖宇大伯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在吉林蒙江县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急需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取得联系。当时共产国际组织派德国共产党女情报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以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身份进入“满洲”活动，克服重重困难，亲自将密码本交到了杨靖宇大伯手中，并为抗联队伍修复好损坏的电台。再如：1936年下半年，日伪第三战区派一个步兵旅去热河一带围剿抗联第八军，情报员获取这一情报后，迅速报告给天津情报组，天津情报组及时将情报发出（情报→莫斯科→抗联队伍），使抗联第八军提前做好迎敌准备，有力的打击了日伪军，减少了自身伤亡。
1940年2 月末的一天，父亲在上海外滩附近跟乔琪（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总部领导人）接头回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着报摊兴高采烈地议论什么。等那帮日本人走后，父亲也过去买了一份报纸，展开一看，差点晕过去，只见报纸上用大号字写道：“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下面记叙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三道葳子附近战死的经过。最为残忍的是，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又把这颗头颅“献送”新京——伪满洲国首都，报功请赏。父亲再也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踉跄地回到住所。父亲座到桌子前，再次展开报纸，望着杨靖宇大伯遗体的照片，泪如泉涌。他铺开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短诗：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四、因是杨靖宇的弟弟而获救出狱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来，1941年9月4日，杰出的国际情报战士佐尔格，及其领导的“扎姆来”小组成员在日本纷纷被捕。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末，由于日本军队进入各国在上海的租界，“共产国际”上海情报总部的工作陷入更加困难的局面。1942年9月14日，是父亲与乔琪在法国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始终没见乔琪的人影，父亲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父亲磨蹭很晚才回到住处，刚进房门，楼下房东喊他接电话，父亲急忙下楼听电话，里面传出乔琪的声音，他用英语说：“你快走！”接着就听到电话被打掉的声音，父亲立即返回房间，匆忙收拾好用作活动经费的美金和生活用品就要转移，但是没等他下楼，门外已闯进来几个持枪的日本便衣，二话不说就将他押上了囚车。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父亲被捕了，其实敌人早已在守株待兔。
日本宪兵将父亲押解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开始审讯。敌人问父亲与乔琪的关系，父亲说是在回力球场上认识的，两人只是在一起玩玩，喝过酒，喝过咖啡。经过几次用刑，父亲始终一口咬定只是一般朋友。当第三次审讯时敌人交底了：“乔琪已承认与你秘密进行反对皇军的事，等等。”父亲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敌人骂父亲“狡猾”，恶狠狠地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父亲想“反正要杀头就杀吧！干革命就准备好了杀头的”。父亲在敌人的酷刑面前视死如归，保守了组织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英雄气节。
12月的一天，在江湾军法处对父亲开庭审判，因父亲有病又受刑，人已站不起来了，两个宪兵架着父亲进了法庭，父亲模模糊糊地听到：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徒刑8年。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了10年，随后父亲与乔琪被押往南市监狱，后又转入上海提篮桥监狱。
“八、一五”抗战胜利了，监狱中大家欢天喜地，以为熬出头了。在国民党还没到上海的空档中，大汉奸周佛海与戴笠互相勾结，成立什么“别动军行动指挥部”，接收上海，命令上海监狱把国民党抗日人犯全部放掉，共产党政治犯一个也不准放。周佛海的老婆，还亲自到监狱给国民党犯发钱。把共产党政治犯关在铁门里面。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闻讯，展开了对狱中党员的营救工作，有的党员通过关系出去了。父亲属国际情报案关进来的，与地方党没有关系，怎么办？父亲想抗日的就应当放。父亲找狱方说：“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的弟弟（在狱中名字叫杨树田），为什么不放我？”典狱长不敢作主。与父亲关在一起的中共党员，把话传给了上海地下党的范纪曼同志，范纪曼找到敌伪军法处长李时雨（潜伏汪伪政府的地下党员），开汽车到提篮桥监狱。范纪曼冒充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把父亲要了出来。因为杨靖宇大伯毕竟是一位有名的抗日大人物，国民党、汪伪都是清楚的，典狱长沈关泉顺手送了一个人情。
父亲出狱后，找到了新四军凇沪支队的关系（曾承担共产国际组织上海总部物质、资金的护送任务），搞到几十万伪货币，去看了先出狱的刘鹤孔等几个狱友，给了他们十来万，以解燃眉之急，又去拜访了范纪曼和李时雨，以示告别，并表示感谢。以后父亲随凇沪支队北撤到苏北华东局，转赴东北局，父亲就向离群的孤雁，又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共产国际组织1943年5月解散）。父亲非常想念阔别已久的故乡，想念家里离散的亲人。父亲向东北局党组织提出回到家乡工作的愿望，经陈云、林枫同志批准，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的行列，投入了解放哈尔滨、解放全东北的战斗，继续继承杨靖宇大伯末完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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