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党

  丰岛海战爆发的消息传到国内的当天，威海卫的老百姓都注意到了一幅不寻常的景象，停泊在刘公岛旁边海中的北洋海军战舰纷纷起锚开航，鱼贯向威海湾外驶去。从韩国东学党事发开始，海军舰船频繁出航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是像这样的大队行动，至今还是第一回，从舰队急匆匆的脚步上，有心人已经可以看出事态的不同寻常。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宽阔的飞桥上，面色黯淡，眼神中透着若有所思，任凭海风将衣襟不断吹起。这位被后人讥讽为无知无能的海军统帅，对他自己属下舰队的真实状况心知肚明，自建军以来屡屡请求添设快船快炮的请求，自韩变以来与各处交涉弹药、煤炭，以及舰船改造的电报，都能看出他对这支军队所抱有的责任感。和舰队中很多军官一样，丁汝昌也深知，这支曾经赢得过亚洲第一桂冠的舰队，已经衰老了，荣耀的光彩早已渐渐褪去，眼前他统辖的军舰，几乎都是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产物，在新设计、新战术面前已属淘汰。而大海对面长久以来被龙旗海军视为假想敌的日本海军，近几年来倾国力猛增新舰，快船快炮已独冠东亚，甚至连欧美一些列强也为之侧目。对日本海军暴行的敌忾同仇，是勿庸置疑的，而与这支海军交战的胜算究竟如何，丁汝昌的心中有一个极大的问号。但他对于上司必须要服从，对于下属他又要竭尽全力调和，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瞧不起这位外行司令。他既要完成一名军人的职责，歼除可恶的日本海军，又要面对朝廷和恩相李鸿章的重托，不能让这些被整个国家视为珍宝的战舰稍有损失；既要出巡韩国海面，震慑日本海军，又要严格保证不能让一艘日本舰船进入渤海湾……纠缠在这些既要、又要中，丁汝昌显得疲惫不堪。

7月26日，北洋海军9艘主力军舰由丁汝昌亲自统率，开往韩国汉江洋面巡弋。丰岛海战之后北洋海军的这第一次大规模出巡，意图是寻找日本舰队踪迹，为丰岛海战中损失的舰船复仇，“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不过令人难解的是，在当时日本舰船来往穿梭的韩国汉江口、仁川港，北洋海军历时2日的搜寻，竟然一无所获，使人不由得不对这次东巡的内情产生一些置疑。29日回航威海后，丁汝昌在一封写给同僚的书信中道出了谜底，称这次出巡“意欲直捣汉江，又虑中其暗伏。特以战舰无多，不得不加珍惜耳”，汉江口的仁川港当时是日本联合舰队的锚地，储存有大量军火、煤炭，同时也是日本陆军重要的登陆港口之一，联合舰队的主力经常在此处游弋，如果当日北洋海军主力突入仁川，势必会有所得，之所以出现漫无所获的局面，很可能是这次出巡仅仅只到了汉江外海。李鸿章在舰队行前特别下达给丁汝昌的一份电令，显然发生了极大作用“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鸿。”

北洋大臣李鸿章，坚持的是一种“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守势战略。耗费十余年时间，使用近2000万金钱打造起来的这支舰队，是当时中国惟有的一支国家海军，也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武装力量。深感海军建设的来之不易，深知北洋海军战力单薄，更深恐在对日作战中战舰轻易损失，令日本海军更肆无忌惮，使得渤海门户失去屏障，李鸿章将对日作战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规模庞大的陆军，而在他眼中过于弱势、贵重的海军，能够显示一种力量的存在，保持战略上的威慑，使得日本在海上始终有所顾忌就足够了。李鸿章这一倍受现代中国人诟病的战略思想，在数十年以后的英、德两国海上角逐中却也得到了运用，面对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相对弱势的德国海军采取的恰好是这种尽量保存舰队主力力量，不与优势敌军决战，避免轻易损失，战时用以威胁牵制敌人，战争结束时可作为谈判的筹码的“存在舰队”战略。面对力量过于强大的敌手，未尝不是一种实用却无奈的选择。

但海军的寻敌不遇，在主战的清流党眼中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行为。清流党，是晚清政坛上一支奇特的政治力量，不同于今天人们对于政党的理解。清末的清流党并没有专门的组织，也无一定的宗旨目标，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讥为杂流、浊流的洋务派还经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流党的成员，基本都是由传统科举考试系统产生的官宦文人队伍，这些历经寒窗，满腹八股应试技巧的官员，醉心于迂腐的名教道德文章，而昧于世界局势，但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好物议，工于用词遣句是他们的专擅，对近代洋务事业，则一无所知，更担心由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因而对于洋务事物往往持一种近乎天生的排斥态度，具体操办洋务建设的李鸿章和淮系，更是他们敌视的对象。在当时对外交涉问题上，与洋务派所采取的妥协但务实的态度不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惟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从中日韩国交恶开始，清流党就积极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构成了清政府中主要的主战派，受清流领袖翁同龢影响极深的光绪帝载湉，则成为主战派的最高支持者。

这派势力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大都凭着自我的想像和一腔愤懑。对于李鸿章所持的妥协态度他们极为不满，一方面高声主战，但却并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作战，甚至提出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的“策略”，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马桶秽物能降服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竟丝毫没有进步，令人浩叹；另一方面主战派则对李鸿章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别有用心，更有称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清廷予以撤换。但由于李鸿章位望较高，而且是高层官场无法或缺的对外交涉人物，得到慈禧太后的倚重支持，一时难以撼动，于是矛头就集中转向李鸿章的部属幕僚，杀鸡儆猴，以抗日之名，行架空削弱淮系力量之实。具体执行李鸿章守势战略，且操控当时国家最新锐的武装力量——海军的丁汝昌，自然成了清流党欲除之而后快的第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