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英国

甲午战争前，英国早就成为远东势力最大的殖民主义者了。英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致力于维护并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它不希望在同一地区出现新的竞争对手，这是十分自然的。长期以来，在探讨英国对中日冲突方针问题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在甲午战争时期完全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发动战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对日本缺乏好感，一直带头帮助中国。

应该说，英国对日本有支持，也有抑制。至于何时支持，何时抑制，则完全取决于英国利益的标准。例如，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夕提议以仁川港为中立区，即会妨碍日本军队的登陆活动。不久，英国提出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的建议，是要划出一条包括汉城和仁川在内的中间地带，中日两国军队分别驻扎朝鲜北部和南部，相互隔离开来，不仅使俄国无法乘虚而入并从中渔利，而且也堵塞了日本的军事挑衅之路。这当然是不利于日本实施其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的。稍后，英国又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英军所摄北洋水师照片

在甲午战争中，有一支奇怪的舰队始终在中日两军间游弋，这就是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这支八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没有开枪开炮，但却观摩了整场战争中的全部海军行动。而且，当时的英国海军，还专门配置人员根据所拍摄照片（因为当时摄影技术的限制，海上战斗照片多质量不佳）绘制所见的战争场面，发给伦敦的新闻报刊使用。

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英国曾先后三次调整其对中日冲突的方针。每一次调整，也就是其远东政策向日本的一次倾斜。虽然在此期间，英国政府对日本时而支持，时而抑制，但总的说来，支持日本的意识是在不断地强化，并终于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主导思想。通过英国政府对中日冲突方针的几次调整，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其远东政策重心移动的轨迹。

战时美国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然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却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

战争期间，美国曾向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以美国作为后台老板。列宁在甲午战曾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战时俄国 

在俄国政府内部，对于中日冲突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意见并不一致。其驻外使节，驻华公使喀西尼主张对日本进行干涉；驻朝临时代理公使韦贝是个两面派人物，暗地唆使日本对中国开战；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则对日本非常轻信，往往成了日本政府的传声筒。其前任外交大臣吉尔斯，先是主张干涉，后又采取观望政策；继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甚至一度想讨好日本，建议实行亲日的方针。至于其他政府文武重臣，或主张宜与日本和解，或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甚至不怕由此而引起战争，意见亦极为纷纭。直到《马关条约》签订的几天前，俄国政府特别会议才统一了思想，就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问题做出了决定。大致说来，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俄国政府的对中日冲突方针曾有过两次大的变化，即从干涉到不干涉，又从不干涉到干涉。经过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观望时间，才最后正式确定了对日干涉的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