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

一、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

 

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战争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朝鲜战场的失利，其根源就在于中方对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

二、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欧美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三、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事实上，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黄海海战中，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

四、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五、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清朝末年，中国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慈禧太后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为自己贺寿。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

六、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近代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熟知军事技术，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能征惯战之师。但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

七、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