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翙其人其事（一）

    清末民国，西安历史上颇出现过几位外省籍的风云人物，湖北的万炳南、吴世昌是，山西的景梅九、李岐山是，河南的张钫、张凤翙也是（名高如冯玉祥、张学良者，更不用说）。

    张凤翙（1881—1958），字翔初，原籍河南沁阳，光绪初年家乡灾荒，随做铁匠的父亲辗转流寓西安，久之遂入咸宁县籍；幼失怙恃，承四哥供给，入塾就读，19岁考中秀才，废科后考入陕西武备学堂，未毕业即被选派日本士官学校深造，与后来成为日本著名战犯之冈村宁次有校友之谊，识者者称其“相貌秀伟，态度严正，不滥交际，不轻然诺，但胸有城府，敢作敢为”，用陕西话说，绝对是个“咥大活”（意即干大事）的。

                                辛亥脱颖而出

    留日期间，先生即已秘密加入同盟会（一说同盟会外围组织“日知会”），但行止缜密，表面不事革命而心向往之。宣统元年（1909年）回陕后，以才被授新军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旋兼二标一营管带。时协统王毓江为陕抚恩寿亲信，通贿鬻官，坐吞空饷，“党人彭仲翔、张聚亭、陈会亭、马彦若诸君，联名摘发其奸”，先生亦“由咨议局揭恩、王狼狈不堪状于资政院”，致“王与其羽翼被褫，恩亦罢去”。继任刘鸿恩用其所长，忌其所能，二标标统周殿奎系旧军人，亦与其不睦，先生皆心知肚明而隐忍不发，“打起精神在教练部队上用功夫，以争取成绩，从而堵住刘、周对他寻隙攻击的借口”，潜以长于治军、敬事公允，在中下级军官中树得较高的威信。其私下曾对知己如张钫（伯英）、钱鼎表示：“绝对主张革命”，“将来一定出来干”，并嘱其“切要机密，以免偾事”。

    陕西反清革命，经勿幕先生多年辛苦经营，颇具良好基础，辛亥年（1911年）中秋节，即曾潜拟联合武昌同时发难，两地当时都盛传“八月十五杀鞑子”以为暗号，惜因秘密早泄等故均未发动。后武昌仓卒首义，适值勿幕先生赴北山办事，张钫、张仲仁等新军中人闻讯激动，又以风传清吏惊弓将搜捕党人，自觉形势危殆，迟则为敌所制，遂密议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举事，并推钱鼎登高指挥。钱字定三，白河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温文多才，时任一标三营营副，以党人而运动新军，亦陕西革命党之中坚人物，一再以资望不足恐难胜任而谦辞，并力荐凤翙先生以代己，大家遂改推凤翙先生。21日（农历八月三十日）晚，张钫、钱鼎约先生至营部大操场，通报众意，先生略加沉思，即慨然答应曰：“这是革命大事，既承大家不弃，要我出来干，这是义不容辞的。成功了是国家民族之幸，万一失败，你们都说由我一人主使好了，千刀万剐我愿一人承受。既然决定明天起义，那就事不宜迟，明早发饷后各方面的主要人在林家坟开会，决定起义部署。”22日早林家坟（在西安西关）会议，张钫宣布响应首义，凤翙先生指挥，钱鼎副之，与会者咸表同意。时间则有人提议缓至26日（农历九月初五）或28日（农历九月初七），先生以为事不宜迟，言称“我们响应武昌起义，推倒清政府，这是革命义举，是生死大事，成功了是国家民族之幸，失败了就流血杀头，不是儿戏。据确实消息，巡抚衙门已决定把我们新军最近几天就调出去，还开了要逮捕的革命党人名单。时机已不许我们再迟延，迟延就是失败。因此必须当机立断，今天就干。我蒙大家不弃，被推举出来，这是救国大事，义不容辞。我向大家有个要求，要听我命令，还要互相团结，不论同盟会还是洪门帮会都是一家。成功后大家都是革命功臣，都有前途，万一失败，你们可以说是我张凤翙一人领头主使的，千刀万剐，我一人承受。”恳切畅明，数语即集中众志，一致决定午间12时动手，先占军装局（今西安八中所在），取得枪支弹药后，再行进攻满城，会毕按其部署分头行动。后来攻占军装局战斗因故提前打响，其他各路也亦提前动手，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和鼓楼、南院（巡抚部院）等重要据点、衙门及城内除满城以外之广大地区。当晚，先生又与各领导人集议，确定如下稳定局势之措施：

    一、起义军定名“秦陇复汉军”，推先生为大统领，在军装局设临时司令部，刻行“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关防”，以统一政令和指挥，协同作战。

    二、速出安民告示，文曰：“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征天意，下见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

    三、次日起进攻满城：钟楼以北至北城墙一段，归钱鼎指挥，万炳南、张云山率众担任主攻；钟楼以东至东城墙，先生亲任主攻，马玉贵、刘世杰率众配合，占领满人聚居区。

    四、西城南校场清军巡防队哥老会弟兄居多，由张云山、万炳南联络，促其起义，以解后顾之忧。

    这些措施，关乎成败利钝，表现出先生关键时刻卓越的领导才能。两天后，满城攻破，巡防营反正，西安起义遂告成功，从而一举奠定陕西北方首个起义省份，全国最早响应首义省份之一的历史地位，也使清廷固守陕甘、收复东南的图谋顿成泡影。于是清廷急令河南陆军一协（后复增加赵倜、周符麟二部）进攻潼关，命西安起义时远遁甘肃之升允（前陕甘总督）以“勤王”名义，率甘军张行志、陆洪涛两部暨回军马安良部，反扑西安，致陕西立陷两面受敌之局。时洪门若干舵把子自认大功告成，群起争抢革命果实，万炳南、张云山等主张用“洪汉军”取代“复汉军”之名义，万炳南还公然提出与先生分庭抗礼，革命内部几呈自相火并之势。先生处变不惊，10月25、27两日两次召集各方会议，讲明形势，商议成立军政府，在坐定大统领（后相继奉命改为秦省都督、陕西都督）之后，公推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下设总务、军政、民政等部，由张钫、郭希仁、李元鼎等革命党人分掌中枢，慷慨分设兵马、粮饷、军令正副大都督六个，以安抚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诸会党首领，准备迎敌，并委井勿幕、陈树藩、张宝麟等位各路招讨使（或宣慰安抚招讨使）以收复各县，经略四方，旋踵间化危机于无形。局势底定，即遣张钫（时任军政部长兼第一师师长）拒敌于东，派张云山、万炳南阻敌于西，而以勿幕先生为北路招讨使，安抚渭北，扼守要隘，“援河东（即今山西省），下潞州，窥平陆，以扰毅军后路，解潼关之围”，自己则坐镇运筹于西安后方。潼关两次失守，先生急驰前线组织反攻；乾县不幸被围，先生速赴醴泉（即今礼泉）侧击以解之，在长达5个多月的艰苦对抗中，长袖善舞，尽显英雄本色，终以劣势兵力，坚持至最后胜利，有力地支持南方新建的革命政权之同时，又鼓舞和催生了北方各省革命的发动，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近代诸般落后的陕西争得了一份难得的荣耀。

                                创办西北大学

    辛亥革命后，凤翙先生督陕数年，其间曲附袁世凯，排挤井勿幕，枪杀万炳南，屏退革命党，起用旧官僚，追剿白朗军，和“二次革命”时捕邹子良、马开臣诸反袁义士，导致袁系陆建章得以顺利入陕，使此后陕局战伐不休，鱼烂多年，至今为人所诟病。但是先生督陕期间，“对陕西推行新政，革除旧俗，还是很努力的。为提倡女子放足，男子剪发，兴办学校，改良戏曲，破除迷信和查禁鸦片等等方面做了不少事，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安红十字会、西安易俗社均系先生督陕所遗德政；西安东、北两条开阔大街，亦先生督陕时留予后世者。其中尤堪载入史册的，便是西北大学的创建。

    西北大学是当今西安历史最久之高等学府，其历史究应从何算起，目前尚存争议，但固执“陕、京两源”之说的西大《校史稿》，坚持将先生创始这段，视作其骄人的一页，不遑多让。这当然尽可探讨，但先生当年创建此校之识见，之魄力，之坚韧，则为世所公认，未可磨灭。此校肇建于民国元年，之前，先生曾与窗友惠春波等创办菊林小学；之后，又与宋联奎等创办菊林中学（市二十一中即今西安旅游职校前身），为地方教育可谓情有独钟。史载当时西安高等教育仅有陕西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三秦公学（辛亥后先后由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改得或新设）诸校，系科亦仅政治、法律、经济，外加高等英文、高等数学和留学预备班而已，与陕西暨西北急需大批建设人才之形势颇不适应。先生明鉴于此，遂于1912年3月戛然揭橥创办西北大学之主张，联络钱鸿钧、马凌甫、崔云生、郗朝俊、党松年康寄遥等诸贤，成立学校创设会并躬任会长，推钱鸿钧为校长，决定以陕西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原陕西农业学堂、原陕西实业学堂、原陕西客籍学堂为基础，筹组之。学校初名关中大学，校址位于法政学堂旧址（老关庙十字万寿宫一带），后“协同旧日高等学校校长及农业学堂校长，悉心商酌，拟将关中大学即更名为西北大学。除现开之法律、经济、政治及大学第一部预科各班外，并将旧日之农业、实业两学堂改为本大学农业分校，高等学堂改为本大学预科，以旧日之客籍学堂改为文科分校。其开办常年经费，即用以上各学堂之经费。”教师20多名，除省内几个留日归国学生和前清举人外，多为外省籍人，学生则是由省内各县和甘肃、新疆所招中学毕业生、肄业生，前清生员（秀才）及私塾读书之社会青年，以陕籍为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彼时经费之绌，校舍之陋，先生勉为其难，于此校寄望之深，筹划之苦，实有非语言可以形容者。据载为根本解决经费与校址之困，先生曾着督署上书北庭，咨请立案即报个“国家”户口，教育部不仅竟以“大学规模浩大，经费浩繁”不予批准，而且指责其集合几所专门学校和实业学校筹办大学，“尤足以妨碍普通教育之进行”，勒其停办。先生愤极，遂躬自致函教育部，痛申如下办校之由：

    其一，西北大学之设，关系与现实建设：“武昌起义，秦中继起，甘、新僻远，亦举义旗，比较东南未遑多让。自统一政府成立之后，服务中央政府者，西鄙之人，乃落落如晨星，非勇于破坏，不屑于建设，人才难得，无可如何，不得不诿卸于东南诸贤，使之独任其艰巨！国民责任之谓何？无以对国家，尤无以对东南各省。积惭恧而为奋勉，求根本之解决，固有西北大学之发生。”

    其二，西北大学之设，关系将来之建设。称“政体改良而后，无论立法、行政，非有高等学识者，断难胜任而愉快。东南风气开通，具有高尚知识者，所在多有，尚力图进步，急急然有南京、广东、湖北大学之经营，西北闭塞日久，若不早为培植，恐愈趋愈下，将来文武法官之考试，西北必少合格人才。东南纵号多才，未必能敷全国之用，而地区所限，于立法机关将奈何？以不健全之分子，而畀以立法之特权，影响所及，良非浅显。一肢痿痹，累及全体，西北不竞，岂国之福？！”

    其三，西北大学之设，关系于外部之防御。以“俄库协约，西北首当其冲，纵此次和平解决，而野心未死，来日大难欲取决于疆场，须布置于平日。布置方法，千经万纬，要必以培养人才为前提。东南风气悬殊，风霜之苦、跋涉之艰，与夫鞍马之驰骤、食麦饮稣之淡泊，皆西北所长而东南所不能耐者也。重洋商战，宜注重东南；大漠边防，宜注重西北。”

    义正词切，进而并对该部“经费不裕”、“妨碍普通教育”之谬论，和不给经费责其停办的命令，给以劝谕和反驳，说“大学经费及普通教育两事，原为不可少之问题，而本都督环顾东南，谛视西北，默察现在，玄想将来，无论从何方观察，似应为破釜沉舟之计，不敢贻因噎废食之讥。”筹办西北大学，“非该校长好为铺张，亦非本部都督自取苦恼，此其中实有设立之必要，无停辍之可言。”中央政府挹注此项经费，“实为无可脱卸之义务，无论如何，要当勉为其难。”“交通便利之省份，设立大学尚可暂行缓图，若西北则地方如此辽阔，关系如此重大，人才如此缺乏，内观外顾，忧心如焚，急起直追，犹虞不及”，停办该校，有若“荡舟激流，势难中止”！同时速与甘、新两省商议，全力以赴继续该校的创设。

    先生所创西北大学，对陕西之影响巨大而深刻。学校创办艰难，存在时间亦不长—1914年6月，当学校克艰前行、粗显雏形时，先生被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调往北京，督位为袁氏亲信陆建章取代，致该校1914年春开学不久，即被明令撤销，改名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址随之迁至东厅门今西安高中一带。然而，该校留予陕人的记忆则是永恒的。此后刘镇华主陕时创办大学，仍以“西北大学”命名；西北联大战后复员定址西安，亦以“西北大学”命名；今之西北大学欲前伸其历史，《校史稿》更是遥尊这段“西北大学 ”为其前身，动机容或有异，却无疑都反映出对其存在与功绩的肯定，有着对先生办校德泽的一致怀念与敬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