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翙其人其事（二）

                                步毛泽东韵咏雪

    凤翙先生在陕，功过显著。表面看，被袁世凯以杨威将军调京后，其深居简出，懒问世事，后来回陕定居，亦长期绝迹政坛，俨然一社会贤达，官绅大佬，似不再有新的建树，然其骨子里仍心存正义，国民在抱：张勋“丁巳复辟”，他曾只身回陕欲组织讨伐；陈树藩督陕乖张，他曾以老上司身份直言规劝，“两下几致挥拳”。蒋介石上台后，先生以“心中古井无波，不愿再作冯妇”，婉拒他人之游说，始终与蒋保持着距离；胡宗南当权有宴必请，请必上座，先生例不致词，每以宴罢高唱秦腔漫应之，宛如闲云野鹤一般，对军政从不表示任何意见。但卢沟桥变作回陕定居后，先生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院和陕西临参会议员之身份，力主抗战到底；张季鸾先生病逝后，先生力倡周年迁回西安南郊安葬，并与张钫、冉寅谷等耆旧联名上书陕省当局，于城内革命公园为之辟地建立纪念碑亭一座；1946年3月国民党特务捣毁秦风工商报社，先生领衔景梅九等数十人，签名直电蒋介石以示抗议，引起郭沫若、沈钧儒“等人的响应。

    先生诗书兼擅，人谓“一笔汉隶，为众所望”，霍松林主编《历代咏陕诗词曲集成》（近现代上）曾收其诗词13首，其所撰“少年头等闲白了，念三十功名尘与土，人思鹏举；阳春脚大步来兮，历百二河山壮且雄，岁在龙躔”联语，气魄、功力，至今为人称道。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欲编《民国诗》以遂亡友林庚白遗愿，拟将毛《七律·长征》收入其中，索之于毛，并请毛对传抄之误予以校正（毛《七律·赠柳亚子先生》“索句渝州叶正黄”句即指此），主席又抄录其１９３６年２月率红军东征途中所作《沁园春·雪》词赠之。柳如获至宝，衷“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自叹“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毛字），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欣然次韵以和，并在他与尹瘦石合办“柳诗尹画联展”上，将毛原词暨其和词，一并展出，亲予讲解，嗣复送至重庆《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新华日报》社经向延安请示，旋以《沁园春》为题，仅将柳之和词刊出，略附“次韵和毛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小序以明原始。尽管如此，“毛润之先生能词”，仍翕忽传开，其咏雪一词，亦不胫而走。《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先生，认为“这首词从漫天飞雪的北国风光写起，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从妖娆多娇的壮丽河山到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从景到人；从古到今，归结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风格上的涵浑奔放来看，颇近苏、辛词派，但是遍找苏、辛词也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 ，觉得“只有这一个人才能写出这一首词”。遂从王昆仑等人那里抄得原词，并努力补足词中遗漏的几句，不顾周恩来劝阻，冒险在该报刊出，且加按盛赞其“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结果山城轰动，全国遍闻，一时间唱和四起，毁誉交加。《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组织易君左等人以唱和为名，诬蔑共产党“杀人掠地”，致“神州离碎，浊浪滔滔”，攻击共产党军队是“草莽英雄”、“杀吏黄巢”，指责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是“苻坚僭妄”，想当“英王霸主”，鸦鸣蝉噪，极尽丑诋。郭沫若则“十二月十一日在重庆《新民报晚抗》上发表了他的和词，无情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严厉批判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内战的反动行径。接着又在《客观》杂志上发表了第二首和词，对《大公报》文章所说的什么‘帝王思想’和易君左一伙诬蔑攻击的反动谰言，痛加斥责。”（尹凌《〈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时的一场斗争》）。黄齐生代表延安各届赴渝慰问“较场口血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民主人士，“眼见蒋管区特务横行，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假民主真独裁的鬼把戏，和易君左辈‘褒颦妲笑’的丑恶嘴脸，非常气愤”（同前第69页），亦写一首和亚子词发表于重庆《民主》周刊，畅言“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认定民主必定要战胜独裁。国统区正直善良如崔敬伯（财政学专家，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解放后应邀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吴景渊（著名考古学家）等人也相继发表“仁人之词”，传达出广大正义爱国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切，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社会良心的向背。

    这场斗争亦曾波及到西安。当时《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西京平报》等地方大报均相继刊出不少名家之作。其中有直接步和毛词者，有和毛词发表后引致新唱和者，时任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和参政会参政员的翔初先生，亦在郑伯奇主编的《秦风·工商联合版》副刊《每周文艺》上，发表了他的《沁园春·同毛泽东韵咏雪》。

    此词是1946年2月10日，和毛词暨柳亚子、郭沫若三首和词一并刊出的。原词如下：

    盼到天晴，初日才临，午雪又飘。者为银世界，清光皎皎；无情草木，罪恶滔滔。独有幽人，诗驴岭上，贪访梅花雅兴高。问何处，一枝冷艳，雪里妖娆。

    也应万态千娇，定一遇迥风折舞腰。笑多情如我，闲吟梁甫；枭雄如彼，感写离骚。却似鵷雏，垂涎腐鼠，趁势横空拟大雕。推衣起，正中原多故，走马来朝。

    据先生自注，此词写于“正月初四日”，即1946年2月5日。上阕取象征手法，下阕数处用典。其中“迥（应为迴）风”，即所谓的旋风，唐杜甫《对雪》：“乱云即薄暮，急雪舞迴风”即是；亦作曲名解，汉郭邦宪《洞冥记》四：“帝所幸宫人名丽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迴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即是，先生似取前意，盖以俗多谓此风不祥。“梁甫”，即《梁甫吟》或《梁父吟》，乐府楚调曲名，原为慷慨悲凉之挽歌，诸葛亮、李白均曾依曲作辞，分别叙齐相晏婴二桃杀三士事，和抒己壮志难酬之心绪。宋王安石《次韵酬昌叔羁旅之作》：“客主竟何事？萧条《梁父吟》。”清康有为《己丑上书不达出都》：“落魄空为《梁父吟》，英雄穷暮感黄金。”均指后者而言，先生似亦如此。“离骚”，楚辞篇名，传为屈原见志之作。“鸳（当为‘鵷’）雏腐鼠”，事见《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为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鵷雏，子知之乎？夫鵷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 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走马来朝”，原作“来朝走马”（一说“趣马”），典出《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句，因押韵需要而倒装，原系叙述周太王开国故事。郑玄笺：“延期避恶早且疾也。”孔颖达疏：“清朝走马，未是善事，诗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其避恶早且疾也。”           

    伯奇先生将先生此词与毛词暨柳、郭和词一起发表，很是耐人寻味。如前所述，毛词在渝刊出后，不旋踵间，各地报刊几无例外地陆续发表步韵唱和之作，否定、谩骂者有之，赞美、欣赏者亦不乏人。先生显然对此有所洞见，其发为此词词亦显然心有所慨，意有所指；编辑将其并柳、郭两大家和词同时刊出，其倾向性，及其对先生在这场因词勃起之思想文化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中所取立场的评价，亦同样显而易见的。词中间，先生以一避世隐居者（幽人）自况，以雪代表严峻逼人之战云，不无隐忧地指出，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和平没享受几天，该死的内战似乎又要打将起来（盼到天晴，初日才临，午雪又飘），阴霾遍布，国家又将陷入内战淖中，备受蹂躏了（者为银世界，清光皎皎）。那些战争狂人，真是天良丧尽，罪无可逭（草木无情，罪恶滔滔）！身为爱国者，此时他无权无势一如隐者，但却深深地系念着国运民命，苦苦思考、执著探索着如何使其摆脱战争、走向和平，满心希望国家能有个好的前途，可是计无所出，诚不知路在何方（独有幽人，诗驴岭上，贪访梅花雅兴高，问何处，一枝冷艳，雪里妖娆）。先生以为，八年浴血奋战，赶走外敌，国家实在应该安定下来，好好建设建设了，然而曾几何时，人们这天真美好的愿望，却又注定将被罪恶之内战所击毁，化作泡影矣（也应万态前娇，定一遇迴风折舞腰）！眼下最需要者，乃有人挺身力挽狂澜，免使国家重陷内战泥潭，可惜闲散如己，无力回天，只能徒叹奈何，在词赋这小玩意中空寄一腔抱负，藉抒悲愤，强力如毛泽东者，则应考虑如何制止内战爆发，以行动脱国家于危难，不应该也舞文弄墨，写这些聊遣志兴的东西，这不仅于制止内战无补，反倒易受人以柄，让当轴者心存疑惧，意其觊觎其“江山社稷”，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也跟着产生误会（笑多情如我，闲吟《梁甫》，枭雄如彼，感写《离骚》，却似鵷雏，垂涎腐鼠，趁势横空拟大雕）。时下国家适当多事之秋，中原逐鹿，前途未卜，能否避开战祸，尚需拭目以俟来朝（推衣起，正中原多故，走马来朝）！词的基调是反战的，字里行间满充着对战争的厌恶、焦虑和对和平的渴望。看得出，先生赞同毛主席有气吞山河之壮志，而不屑有帝王思想的观点，对毛之雄才大略和制止内战的能力也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对此时发表《沁园春》词、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易徒招物议，却期期不大赞成。不过，其词末词以“实始翦商”的周太王之故事结句，看似假时以待，细察似又大有深意在焉。

    因此，此词虽不必与毛主席、柳亚子、郭沫若诸大家比肩，然文词沉郁，寄托深重，也算得上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足以为西安在这场斗争中留下痕迹。而事实上，先生此词发表后，亦曾引起过较大反响，合阳党晴梵先生1946年4月1日即在《每周文艺》和之曰：“残破家山，晏岁归来，雪急风飘。见摸金搜粟，如狼似虎，愁何渺渺，世何滔滔！迟到春及，荒凉满地，依旧径兹荆棘高。极目望，仅一株新柳，自赏妖娆。  比邻儿女犹娇，怎敌他频年饿细腰。念长征人远，把犁妇弱，只虑盐米，那解牢骚，纵有关怀，舂陵太守，诗句焉能穷刻雕。憔悴损，盼东山零雨，勿待明朝。”并有小序称：“初春天气，乍暖还寒。读张翔老和毛润之吟雪词，此公倔强不减当年。偶尔依声，用书所见，非和张亦非和毛也”，对先生此时此作多所推许。“诗为心声”，先生此词适为其忧国忧民真实心境之真实写照，尽管其当时词中对毛“吟风弄雪”之举不甚赞成，但其晚年之思想走向，此时即解放前三年，显然已经初露端倪。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辛亥鼎革，成就了先生；创建西大，成就了先生，而步和毛词，自然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先生后来的道路。整个民国，先生都是陕西家喻户晓，国共双方谁也不能小觑的人物。胡宗南1949年5月西安撤退前，深恐先生留下将为共方所用，曾裹挟他和若干陕西名宿飞往汉中，先生戏称被人“拉票”，以不惯南方生活为由要求再飞兰州，从而最终留在了大陆。解放后先生回到西安，先后荣幸地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旋改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直至1958年7月29日因病与世长辞。有人做过统计，辛亥革命各省都督中参加中共领导之人民政权者，仅先生一人。这当然与先生的长寿（享年78岁)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和他辛亥革命的卓越表现有关，和他从未参加过任何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内战和政治活动有关，和他晚年秉持之政治态度有关。辛亥关键一举，引爆了先生的英名；之后的韬光养晦和见机而动，也让先生终于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显隐之际，动静之间，全须全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先生卓然不凡的事功与个性，亦浓缩并映衬出近代陕西一段波澜起伏的真实历史。（完）

                                                           2011年6月20日于介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