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人民网9月14日）

　　1994年，聂树斌因被怀疑奸杀女工康某被抓，随即被判处并执行死刑。2005年，逃犯王书金被抓获，王书金供述其曾多次强奸、杀人，承认自己是奸杀康某凶手。时间并不能冲谈一切，尽管已经过去了漫长的17年，但“聂树斌”案没有被人们遗忘，一次次重回公共视野，成为热议的焦点。

　　这一切，只因公道自在人心。由聂树斌，人们很自然会想起有着类似遭遇的佘祥林、赵作海等人，他们都是因真凶落网而得到沉冤昭雪的悲情小人物。他们的幸运在于，终于在有生之年重新获得了自由，开始了新的生活。聂树斌没有这么幸运，这个性格内向、有着严重口吃的农村青年的生命，被一纸判决永远定格在20岁。他无法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在日后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如果不是王书金的出现，“聂树斌”案或许已化作历史的尘埃。2005年3月，被抓获的网上通缉犯王书金供述自己系“聂树斌”案真凶，并指认了现场。“一案两凶”的曝出，经全国数十家媒体报道后引发巨大的争议，“聂树斌”也因此柳暗花明，重现曙光。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正义即将来临的时候，“聂树斌”遭遇了种种离奇的事情，陷入了无言的僵局。聂母张焕枝一直向石家庄中院和河北高院讨要聂树斌的判决书，但法院以聂案是1996年之前的旧案为由拒绝提供。这等于是将当事人置于一个悖论之中，如果要提出申诉，必须要提供判决书。但聂案中两级法院根本没有向被告人亲属提供一纸判决书。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然而，多年过去，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更为离谱的是，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张焕枝，申诉材料已转至河北高院，聂案的申诉由河北高院负责。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毫不留情地指出其荒谬：“偏偏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

　　聂树斌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景和承认，10年前律师地位和作用相当有限，审判机关并不能十分重视律师的意见，更谈不上什么控辩平衡。如果说“聂树斌”案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那么，在法治建设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尽快启动“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已经是时不我待。此案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法理上实在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正义和良知也等不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聂树斌”案能否再审，不仅关系聂树斌本人的清白，事实上也是一张检验司法公信力的试纸。

　　再审程序的真正阻力可能来自于，一方面，据悉，当年参与“聂树斌”案的审判人员大多已经得到升迁，甚至身居高位，再审意味着可能问责；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河北省高院也没有勇气自纠其错。有鉴于此，再审程序关键在于要坚守“任何人不能当自己法官”的程序正义，正如学界所达到的共识：或由最高法院来审查此案，或由最高法院指定无任何利益相关的地方法院审理此案，或由全国人大组成特别调查组。冤者已然长眠，但真相不能死去，这是一个社会的道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