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传奇
发布时间：2010-01-26 16: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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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伏
8点多钟，孩子们正在吃饭，陶勇过来，同往常一样，面带笑容，呼着孩子们的绰号，开着玩笑。不知说到什么事上，陶勇沉下脸，对孩子们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近来有许多事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都不怕了。”陶勇一字一顿地说着，每个字都说得很重。当年许多纯
正的共产党人都是这样说的，这两句话几乎成了共产党的“圣经”。然而它没有保住那些忠良们的头颅，却禁锢了许多人的头脑，他们自己反而显得幼稚了，“群众”是什么？“党”又在哪里？这两个词只是一种信念了，只是一种解脱了。陶勇回到舰队办公室。几天来，他感到精神上的疲劳超过肉体上的疲劳。他几次坐到桌前，打开笔记本，想把这几天来他所产生的想法记下来，可是做不到。要把思想集中到一点，集中到他所认为最主要的一点，他感到困难。桌上有秘书事先放好的文件、简报，他戴上眼镜————看东西离不开眼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宽镜架和眼镜片遮住了眼睛下半圆形的黑眼圈，这是多年来睡眠不足的痕迹。他手中那支红蓝铅笔不时迅速地在某个数字下划上一道。他的另一个只手不时伸向总放在桌上的烟盒。陶勇眼睛不离文件上的字句，同时划着火柴，习惯地、贪婪地吸起烟来。他开始吸烟时已经是个指挥员了，那是在1936年以前决定他命运的那些日子里，吸上烟以后，就戒不掉了。没有熄灭的烟蒂还在烟灰缸里冒烟，陶勇又去点下一支烟了。他始终保持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的领导作风，不使自己局限在研究文件上。他在看简报时，经常抓起桌上的电话机，与舰队的领导或者部处领导联系一下，要求回答简报上没有说清的问题，或者不准确的数字。当他对部处机关的回答不满意时，他会叫他们立即过来，核实清楚。他了解每件事的详情细节，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既不相信口头的话，也不相信文件———这是他的座右铭。他给自己确定的工作方法是：使机关永远保持紧张状态。简报处理完了。电报也看过了。他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他要找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谈运动问题。但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张春桥住在什么地方。副司令周仁杰走进来，他是来请示下午开不开会，原定那天下午开常委会。陶勇在办公室内一边踱步一边抽烟，脸上一副忧虑困惑的样子，他沉重地说：“看来会是开不成了，老周，坐下来谈谈。”陶勇叹了口气，仍在踱步，对周仁杰说：“文化大革命真要这样搞下去吗？”周仁杰同样是一脸困惑。对“文化大革命”既不理解又不敢怀疑，内心在想：谁能阻止这场灾难的蔓延呢？上午10时左右，廖政国陪同《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廖将两位记者向陶勇介绍后，陶勇接着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我们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两位记者请陶司令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在某些人的允许下，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那里‘四清＇的工作队的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参加‘ 四清＇工作的干部，是执行舰队党委决定而去的，是上级决定的，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点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
正的共产党人都是这样说的，这两句话几乎成了共产党的“圣经”。然而它没有保住那些忠良们的头颅，却禁锢了许多人的头脑，他们自己反而显得幼稚了，“群众”是什么？“党”又在哪里？这两个词只是一种信念了，只是一种解脱了。陶勇回到舰队办公室。几天来，他感到精神上的疲劳超过肉体上的疲劳。他几次坐到桌前，打开笔记本，想把这几天来他所产生的想法记下来，可是做不到。要把思想集中到一点，集中到他所认为最主要的一点，他感到困难。桌上有秘书事先放好的文件、简报，他戴上眼镜————看东西离不开眼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宽镜架和眼镜片遮住了眼睛下半圆形的黑眼圈，这是多年来睡眠不足的痕迹。他手中那支红蓝铅笔不时迅速地在某个数字下划上一道。他的另一个只手不时伸向总放在桌上的烟盒。陶勇眼睛不离文件上的字句，同时划着火柴，习惯地、贪婪地吸起烟来。他开始吸烟时已经是个指挥员了，那是在1936年以前决定他命运的那些日子里，吸上烟以后，就戒不掉了。没有熄灭的烟蒂还在烟灰缸里冒烟，陶勇又去点下一支烟了。他始终保持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的领导作风，不使自己局限在研究文件上。他在看简报时，经常抓起桌上的电话机，与舰队的领导或者部处领导联系一下，要求回答简报上没有说清的问题，或者不准确的数字。当他对部处机关的回答不满意时，他会叫他们立即过来，核实清楚。他了解每件事的详情细节，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既不相信口头的话，也不相信文件———这是他的座右铭。他给自己确定的工作方法是：使机关永远保持紧张状态。简报处理完了。电报也看过了。他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他要找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谈运动问题。但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张春桥住在什么地方。副司令周仁杰走进来，他是来请示下午开不开会，原定那天下午开常委会。陶勇在办公室内一边踱步一边抽烟，脸上一副忧虑困惑的样子，他沉重地说：“看来会是开不成了，老周，坐下来谈谈。”陶勇叹了口气，仍在踱步，对周仁杰说：“文化大革命真要这样搞下去吗？”周仁杰同样是一脸困惑。对“文化大革命”既不理解又不敢怀疑，内心在想：谁能阻止这场灾难的蔓延呢？上午10时左右，廖政国陪同《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廖将两位记者向陶勇介绍后，陶勇接着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我们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两位记者请陶司令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在某些人的允许下，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那里‘四清＇的工作队的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参加‘ 四清＇工作的干部，是执行舰队党委决定而去的，是上级决定的，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点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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