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教材，面世20年来不断修正，至今再版13次，累计发行近2000万册，难以数计的学子攀着它迈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殿堂。

    这本教材，便是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尽管，蒋学模先生已逝世一周年，13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仍在流传，影响着世人。

    一

    蒋学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一生共撰写、主编及编译各类著作40多部，论文100多篇。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的两位经济学家———蒋学模与于光远曾有过一次聊天。

    谈笑间，蒋学模称自己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于光远则戏称，自己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断改悔”与“死不改悔”，从字面来看，意义相反;就内涵来说，却殊途同归。

    “死不改悔”，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矢志不移。而“不断改悔”，则是在坚定的政治理论信仰(“死不悔改”)基础上，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我们的理论也必须跟随实际变化时时予以更新，才能确保与时俱进。”蒋先生这样认为。

    1978年，应教育部要求，为供全国理、工、农、医、师范等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需要，蒋学模接受了组织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任务。1980年，该书初版。此后，每隔2—3年修改一次，至2005年出第13版，至今发行已近2000万册。

    翻阅《政治经济学教材》，不难发现，这本教材的内容和观点，始终处于“不断改悔”的过程中：

    第2版，增加了《资本主义的循环和周转》一章;

    第3版，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单独列为一章;

    第8版，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等问题，根据邓小平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第9版，重新改写了《社会主义再生产》一章;

    ……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有记者采访蒋学模，见86岁高龄的他还在伏案工作，为的正是《政治经济学教材》。蒋先生解释：自己每天坚持工作4个小时左右，“最近要出第13版了，我正忙着修订它。”

    二

    一部教材为何需要频繁修改?

    蒋学模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课，一定要将重大的理论成果及时反映在教材上，使理论符合社会现象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中国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蒋学模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进入新世纪，股份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又纳入了他的视野，并融合在系统理论构成中。

    在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域，有人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体系分为“南派”、“北派”。南派以蒋学模先生为代表，北派则以于光远先生为代表。对此，蒋先生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由于学者各自的学术经历和学识积累的差异，在某一学术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这是非常自然的事。而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恰恰是学术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学术繁荣所必需的良好氛围。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蒋学模虚怀若谷，不仅十分赞赏学术争鸣，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注意吸收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思想。在修订《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过程中，他便经常提醒编写者：教材要能够取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必须广泛关注、吸收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

    《政治经济学教材》第12版，在作者队伍中出现了一位新的副主编史正富教授。这一版教材在体系结构和内容上都出现了较大变化，特别是紧扣经济运行，以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企业活动展开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新的内容主要来自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讨论的范式和内容，而这正是蒋学模先生多次与中青年学者讨论交流后作出的学术决定。

    在蒋学模先生的一位学生———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张晖明看来，“不断改悔”四个字，既是蒋学模先生治学的特点和风格，更反映出先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

    “仔细回味先生所说的‘不断改悔’的意境，正是对生活充满热情、抱有乐观精神和心态富有开放性的表现;也正是由于具有学习和开放的心态，对于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有学习吸收的心理取向，才能够与不同观点切磋交流，在学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度，保持学术精神常青。”

    三

    “他是经济学术领域永远的‘基度山伯爵’。”这是复旦学子对蒋先生的评价。

    蒋先生一生著述近千万字，但他心目中，两本书足以代表他的一生———《政治经济学教材》与《基度山恩仇记》。

    很少有人知道，1941年，蒋学模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担任香港《财政评论》社的编辑。他每天阅读大量的外文稿件，迅速编译成中文，练就了出众的翻译能力。

    上世纪40年代，蒋学模翻译了《基度山恩仇记》，小说生动跌宕、酣畅淋漓，广受读者喜爱。“文革”结束后重印《基度山恩仇记》，一度洛阳纸贵。

    这样的经历使蒋先生不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性，其文字表达也十分活泼流畅。

    蒋学模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他经常聆听蒋学模先生的讲座。他发现，蒋先生的讲话十分有条理，只要记下来，不用作太大的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一次，袁志刚专门请教蒋先生：您的讲话何以条理清晰，文章亲切可爱，十分易懂?

    先生告之，“做学问和表达学问有不同的方法，有人习惯‘深入深出’，故作高深状，其实未必真得要领，于人于己都无益;也有人‘浅入浅出’，在表面文章上打圈子，更不得要领，误人子弟;最难能可贵的是‘深入浅出’。‘深入’即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问题的规律，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但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教师，还必须做到‘浅出’，以明白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能否‘浅出’，本质上是对学者所研究问题有否真正掌握的检验，因此，‘深入浅出’的过程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治学过程。”

    这段使袁志刚印象深刻的话，亦能从另一角度解释，在众多《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为何能发行量巨大，独占鳌头———

    除了因“不断改悔”奠下的过硬学术质量外，其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明快流畅的文笔，更便于读者，尤其是初学者阅读理解。这可说是蒋学模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魅力所在。

    2008年5月，当得知汶川大地震后，病中的蒋学模委托保姆从自己的养老金里取出1000元捐献灾区，随后又捐出了500元特殊党费，为社会留下了最后一笔有形的资产。

    也是在这个春天，蒋先生本想将《政治经济学教材》修改一版，但病魔最终使他无法如愿。

    然而，这一切已经无碍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继续修订、出版、流传。《政治经济学教材》注定成为这位淡泊名利的学者，留给世人的巨大财富。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