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围绕着她所熟悉的宫廷生活展开。我很想知道当年紫禁城里面和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容龄老太太认为宫里最大的不同就是规矩大，礼节繁缛，尊卑分明，丝毫不能错乱。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她们从法国巴黎回国，来到京城。因为她出身汉军正白旗，父亲裕庚是公爵，皇族宗室，一直派驻日本、法国等国担任公使，她们兄妹等随同赴任。有了这样的贵族身份，她和三姐德龄才由庆王长子载振（一位世袭贝子）推荐，由慈禧老太后指派，当了御前女官。进宫前，首先就是学习宫廷礼节，到天王府由庆王的几位侧福晋（侧房、姨太太）和大奶奶（振贝子的福晋、正妻）教她们普通请安、请双腿安、叩大头、三跪九叩、六肃礼等和其他一些应知事项。农历三月十五日，她们奉慈禧的“上谕”前去颐和圆“觐见”。裕容龄的母亲、三姐和她三人分乘三顶轿子，于早上6点从贤良寺出发，于10时前赶到，在颐和园东门换乘二人肩舆到乐寿堂附近下轿，慈禧就住在这里。她们被人引领，穿过几个院子来到乐寿堂后院，这一路都有不少太监垂手肃立，寂静无声，只有鸟语花香。这就是规矩。隆裕皇后站在后院，她们依次上前请安，然后皇后引她们进去觐见慈禧，她们母女三人先依次上前请安，再叩三个头“谢恩”。慈禧问话后，才能开口答话。后来她们又见了光绪帝。当天还随从慈禧去颐乐殿德和园大戏台听戏。皇后告诉我母亲，你们这是第一次到宫里来“赏听戏”，应该上去给老祖宗叩头谢赏。这样，她们三人又叩了一次头。戏演到下午4点的时候，慈禧告诉她们可以回城了，于是母女三人又依次请安，再叩三个头谢恩。太监捧着三个大黄盘近来，那是赏给每人一件蟒袍（礼服）、一件“花卉”（即绣花旗袍，作为小礼服用），她们又叩了三个头谢赏。容龄谈到，慈禧十月初十生日时的礼节就更讲究了。生日的前一天，妇女们都穿“花卉”，吃晚饭前都回房换上蟒袍，齐集颐乐殿侍候，光绪也穿着蟒袍，陪慈禧吃饭。到初十生日这天，大家都在6点多起来，姑娘们穿蟒袍，戴朝珠，戴两把头。上面挂两条大红穗子；福晋们（亲王、郡王、亲王世子、郡王长子的妻子称福晋）都穿蟒袍、褂子，戴垫子；皇后还要加戴一个金项圈，上面有一条绣花黄缎飘带，再带三副朝珠；光绪则是蟒袍、褂子、朝帽、三副朝珠。在仁寿殿，慈禧接受光绪和百官拜贺，回到乐寿堂后，由皇后领着她们行三跪九叩礼，并每人跪献如意祝寿。然后跟随着去听戏。
 容龄老人看见我带着照相机，就说她们当年回国时也带有小照相机，那时叫摄影器，她和三姐德龄拍得不好，但是二哥勋龄拍得好。他曾在法国陆军学校留学，研习过摄影术，而且很喜欢摄影，回国时带回全套照相机和冲洗设备。1903年闰五月间，美国女画家柯姑娘（凯瑟琳．奥古斯塔．卡尔，Katherine Augusta Carl，1858 – 1938）给慈禧画像，画油画需要被画者本人坐在画架前当模特，要花费很多时间，慈禧不愿久坐，于是想拍张照片作摹本。容龄的母亲就说儿子勋龄会拍照，慈禧便宣他进宫，并且让勋龄到电灯处、四哥罄龄到轮船处当官。容龄说，那时候照相可没有现在方便，装上胶卷摁一下快门就得。那时候她二哥用的是一台大座机，要装在大三脚架上，从镜箱后面用毛玻璃取景、对光。给太后照相，是要跪着照的，她二哥一跪下，人就比相机矮了一截，够不着，大总官李莲英想了个办法，拿来一张凳子，让他跪在凳子上面，慈禧就赐他照相时免跪。宫里有规矩，在慈禧面前是不准戴眼镜的，谁敢戴着眼镜在老祖宗跟前晃来晃去，那就是个大不敬，要治罪。可巧勋龄是个大近视，不戴镜子就没法对光、拍照，慈禧又特许他“戴镜行走”，有了这两个恩典，勋龄这位宫廷摄影师才得以从容地拍下许多慈禧的“尊容”，留供今人收藏与研究。

 我们这样一边谈着，忆着，我一边把带去的两台强光灯架起，把林哈夫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拧上快门线，取景调焦，以在她谈得神态佳妙的时刻启动快门……

 通过访谈，我才进一步了解到，裕容龄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是公爵裕庚的第五个孩子。裕庚是帝国麾下的外交大臣，经常出使各国，全家也都随同前往。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她既受封建王朝礼教的束缚，笑不露齿，行不动裙；又得海外欧美先进风气的熏陶。她可以循规蹈矩，在慈禧座下胜任御前女官，受到宠幸，被册封为山寿郡主（50年代我们都以“公主”呼之）。她又活泼大胆，被光绪戏称为“小淘气”。从她一口流利脆响的京腔中，我能捉摸出一丝果敢、坚韧、充满信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