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树榛：悼章仲锷
发布时间：2010-09-29 16:47:16
发布人：
孝行天下
悼章仲锷
程树榛
中国文坛上四大名编之一章仲锷同志，遽然长逝，文学界的朋友闻讯都很悲痛。我是较早获此噩耗的，因为我们是邻居，是朋友，是知音，因而更加痛切。
我和仲锷相识相交已经很久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当代》杂志当编辑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交往了，因为我是《当代》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我的许多作品都在这个刊物发表过，因此便和她的编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我与老章的感情似乎更深一层，直到他的仙逝，我们的交往始终亲切未断。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对我的作品的偏爱，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记得还是在1985年的夏天，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作协主持工作，仲锷去哈尔滨组稿，当然由我来接待了。那时大吃大喝之风还没有现在刮得那样邪乎，因此我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请他下馆子搓一顿，只是到我家吃了点便饭。当时，我有些过意不去，深怕怠慢了这位大编辑。可是，他却说，这样最好，有浓浓的家庭味，这才像招待好朋友。那天在我的寒舍里，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很久，内容很多，而且还相当投机，完全不像我以前对他的感觉：沉默寡言，特立独行。临别时我送了他一本我的新作——长篇小说《生活变奏曲》，请他给以指教。他拿在手掂了掂，而后幽默地说：好沉的一块砖头，我得认真拜读了。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便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他写的评论《生活变奏曲》的文章，而且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作品“是时代激流转折关头，改革开放伊始，工业战线上高昂的变调”，同时还说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指出了不足之处，令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这些蛰居边塞的作家，与外界交往不多，写出来的作品一般是不大被人理睬特别是很难为京城的评论家重视的。仲锷能够认真地阅读我的这本新书，又在首都的大报上专门予以评论，而且看得那样准确，分析得那样透辟，实在是不多见，我暗自把他视为知己。
后来我奉调来北京工作，同在中国作家协会，接触的机会当然更多了。各种各样的会议，经常可以晤谈。但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一同参加石家庄文联组织的那次赞皇笔会。赞皇在石家庄远郊，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笔会的主人对时间掌握得很好，上午切磋文学，下午游山观水，晚上自由交流。我和仲锷有了充分促膝谈心的机会。当时的文坛正是流派纷呈、主义杂陈的“热闹”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若干天。人们感到有点晕头转向了，不知所从。可是，老章却异常清醒。他恳切地对我说：别管人们今儿这主义、明儿那流派的，你自己还要拿定主义，就是坚持现实主义。它根深叶茂，历久不衰。你的《生活变奏曲》我还是欣赏的，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文坛会有你一席之地的。他还是念念不忘我那本小说，甚至还能够说出书中的情节和细节来，重新进行分析。他的那些精到的话语，使我获益良多；同时，我也深深感念他对我的作品的偏爱。
非常凑巧的是，后来我们一齐搬进了潘家园新居，彼此成了邻居，于是，大家见面的时候更多了。门前房后，花坛丛林，电梯间，走廊里，随时随地可以碰头交谈。特别是我们俩都是游泳爰好者，经常一同前去附近的游泳馆游泳，聚谈的机会当然更多些。他的游技比我好，姿势正确，俯仰裕如，于是，在游泳池里，他又成为我的老师。每次都畅游二三小时，然后尽兴而归。在来回的路上，我们还会就文坛的新鲜事，进行随意的交流和剖析，获得许多有趣的信息。因此，每次游泳我们的身心都感到非常愉快，其乐融融，难以尽述。
2003年，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遥远的北方》面世。仲锷先是在《中国作家》上看了删节本，接着又阅读了全书。看完之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感觉非常好。对你的创作而言，有“更上一层楼”之感。我要好好地写一篇评论。没过几天，他的评论文章先后在《中国文化报》和《文艺报》上发表了。他在文章中说道： “一般而论，工业题材的小说是个难点，长篇佳作不多，近期更是罕见。《遥远的北方》却石破天惊，以一种令人震撼的图景，填补了‘文革’前夕的那段历史时空。”
文章在最后说：“作者的语言流畅典雅，描述简洁蕴藉，人物对话本色自然，恰如其分。它没有前卫式的直露粗鄙，绘声绘色的情爱摹写，也没有‘超现代’的暧昧隐喻和猥言亵语，全篇给人一种舒卷自如的民族韵味和审美高雅的书卷气。”我没想到他对拙作有如此高的评价，也是我不敢承受的。能够得到这样的名编的“偏爱”，我也是深为荣幸的。
他的偏爱还可以从他评论我去年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他乡遇故知》中看出来。这篇小说刚刚发表，他的评论文章《命运，悲壮的反思》便随之写出来了。他评述道：“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笔调冷隽客观，不刻意煽情，无怨尤责问。也许这样朴素无华的陈述、情感的自然流露、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传统表现手法，比浓烈的渲染、高调的呼唤更具力度，更能撼人心魄。”他的评论令我鼓舞，使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作者，还有勇气继续笔耕下去。
一个作家最大的愉快是其作品被人理解、认同，并在心灵上引起共鸣，作家常把这样的读者和评论家视为知音。因此，我把老章看作是我的知音。现在他遽然而去，实在令我悲痛难抑。回想他往昔和我亲切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我痛切地感到失去一位多么好的朋友。
我和仲锷相识相交已经很久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当代》杂志当编辑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交往了，因为我是《当代》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我的许多作品都在这个刊物发表过，因此便和她的编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我与老章的感情似乎更深一层，直到他的仙逝，我们的交往始终亲切未断。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对我的作品的偏爱，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记得还是在1985年的夏天，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作协主持工作，仲锷去哈尔滨组稿，当然由我来接待了。那时大吃大喝之风还没有现在刮得那样邪乎，因此我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请他下馆子搓一顿，只是到我家吃了点便饭。当时，我有些过意不去，深怕怠慢了这位大编辑。可是，他却说，这样最好，有浓浓的家庭味，这才像招待好朋友。那天在我的寒舍里，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很久，内容很多，而且还相当投机，完全不像我以前对他的感觉：沉默寡言，特立独行。临别时我送了他一本我的新作——长篇小说《生活变奏曲》，请他给以指教。他拿在手掂了掂，而后幽默地说：好沉的一块砖头，我得认真拜读了。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便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他写的评论《生活变奏曲》的文章，而且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作品“是时代激流转折关头，改革开放伊始，工业战线上高昂的变调”，同时还说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指出了不足之处，令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这些蛰居边塞的作家，与外界交往不多，写出来的作品一般是不大被人理睬特别是很难为京城的评论家重视的。仲锷能够认真地阅读我的这本新书，又在首都的大报上专门予以评论，而且看得那样准确，分析得那样透辟，实在是不多见，我暗自把他视为知己。
后来我奉调来北京工作，同在中国作家协会，接触的机会当然更多了。各种各样的会议，经常可以晤谈。但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一同参加石家庄文联组织的那次赞皇笔会。赞皇在石家庄远郊，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笔会的主人对时间掌握得很好，上午切磋文学，下午游山观水，晚上自由交流。我和仲锷有了充分促膝谈心的机会。当时的文坛正是流派纷呈、主义杂陈的“热闹”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若干天。人们感到有点晕头转向了，不知所从。可是，老章却异常清醒。他恳切地对我说：别管人们今儿这主义、明儿那流派的，你自己还要拿定主义，就是坚持现实主义。它根深叶茂，历久不衰。你的《生活变奏曲》我还是欣赏的，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文坛会有你一席之地的。他还是念念不忘我那本小说，甚至还能够说出书中的情节和细节来，重新进行分析。他的那些精到的话语，使我获益良多；同时，我也深深感念他对我的作品的偏爱。
非常凑巧的是，后来我们一齐搬进了潘家园新居，彼此成了邻居，于是，大家见面的时候更多了。门前房后，花坛丛林，电梯间，走廊里，随时随地可以碰头交谈。特别是我们俩都是游泳爰好者，经常一同前去附近的游泳馆游泳，聚谈的机会当然更多些。他的游技比我好，姿势正确，俯仰裕如，于是，在游泳池里，他又成为我的老师。每次都畅游二三小时，然后尽兴而归。在来回的路上，我们还会就文坛的新鲜事，进行随意的交流和剖析，获得许多有趣的信息。因此，每次游泳我们的身心都感到非常愉快，其乐融融，难以尽述。
2003年，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遥远的北方》面世。仲锷先是在《中国作家》上看了删节本，接着又阅读了全书。看完之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感觉非常好。对你的创作而言，有“更上一层楼”之感。我要好好地写一篇评论。没过几天，他的评论文章先后在《中国文化报》和《文艺报》上发表了。他在文章中说道： “一般而论，工业题材的小说是个难点，长篇佳作不多，近期更是罕见。《遥远的北方》却石破天惊，以一种令人震撼的图景，填补了‘文革’前夕的那段历史时空。”
文章在最后说：“作者的语言流畅典雅，描述简洁蕴藉，人物对话本色自然，恰如其分。它没有前卫式的直露粗鄙，绘声绘色的情爱摹写，也没有‘超现代’的暧昧隐喻和猥言亵语，全篇给人一种舒卷自如的民族韵味和审美高雅的书卷气。”我没想到他对拙作有如此高的评价，也是我不敢承受的。能够得到这样的名编的“偏爱”，我也是深为荣幸的。
他的偏爱还可以从他评论我去年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他乡遇故知》中看出来。这篇小说刚刚发表，他的评论文章《命运，悲壮的反思》便随之写出来了。他评述道：“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笔调冷隽客观，不刻意煽情，无怨尤责问。也许这样朴素无华的陈述、情感的自然流露、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传统表现手法，比浓烈的渲染、高调的呼唤更具力度，更能撼人心魄。”他的评论令我鼓舞，使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作者，还有勇气继续笔耕下去。
一个作家最大的愉快是其作品被人理解、认同，并在心灵上引起共鸣，作家常把这样的读者和评论家视为知音。因此，我把老章看作是我的知音。现在他遽然而去，实在令我悲痛难抑。回想他往昔和我亲切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我痛切地感到失去一位多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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