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钟敬文”

    钟老的天性里有着很浓的诗人气质。他生命的深处始终涌动着热烈的情感，不止是深挚的爱心，甚至还保留着一片童真。这不衰的情感之流，充实着他的心灵，滋润着他的人生，更激发着他的灵感。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对此，许多人都感到颇为困惑。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和诗词创作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大家闻名于世的。可是为什么他却只是以“诗人”来概括和评价自己呢?

    其实，纵观钟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包含了这样两层的意义：首先，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其次，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他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从30年代以来，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但对诗文的关爱却始终没有中止。散文的写作，虽然时断时续，他却一直在坚持，写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对于诗，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抛开。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

    反复诵读前人的诗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是为了滋润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坚持不断地写诗，则是为了记录和抒写自己的旅迹心痕。从少年时起，一直到今天，用诗来吟唱心声、歌咏时代，成了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习惯。多年来，它非但没有一丝的改变，反而越来越深厚。据统计，他在八十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八百余首。这些诗篇，在表现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历经的时代的风云，可以说既是文学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们借以了解他、了解他所走过的时代的可贵史料。

    以天下为己任的天赋使命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十分久远而深厚的传统。钟敬文显然是这种伟大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投身何种活动，从事何种工作，对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始终在他的心灵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时期积极组织、参加爱国活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都是这种情怀直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一直强调为民族文化的发采扬辉而奋斗的目标，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的结果。

    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在钟敬文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

    “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

    伟大的“书呆子”

    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大师——钟敬文人如其名，爱文、敬文，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8岁上学时，头上还留着小辫子的钟敬文，认为读书是种苦行，因为“四书”、“五经”读不懂，念不通，引不起兴趣。上了新式学校，尤其是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后，兴趣就越来越浓。兴趣之初是诗歌，曾于小学堂时，用了一年的时间，躲在光线昏暗的角落里诵读《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抄》等。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但爱书、爱读书的本性却始终伴随着钟先生。他留学日本东京，一天他在图书馆看书时，刮起了台风，专心致志的钟先生竟一点也没有听到。傍晚当他从图书馆回家时，走在街上，看到街道上的电线杆、树木东倒西歪，不知出了什么事，回家就问:“白天出什么事了?”1976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北京所受影响极大，大家都住在临时搭起的地震棚中，那时钟先生已是古稀之龄，晚上和大家一样钻在棚里，可他白天照样回到自己的书桌前读书，任何人也无法让他放下手中的书。

    一位一级教授的收入也许不菲，但钟先生常年自甘清苦，不在乎吃喝穿戴，惟有一件事谁也无法阻止，这就是买书。他买书的嗜好也与旁人不同，他是见书就买，嗜书如命。甚至稿费一个子儿不留，全部买书。买来的书，一部分留着自己看，一部分送给学生。先生送书，学生岂敢不读，于是，钟先生认为这才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老友启功，幽默恢谐，与钟先生心灵相通，懂得他的痴醉和追求，不无爱惜地送给钟先生一个雅号：“伟大的书呆子”。

    淡薄名利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弟子的话。他所谓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刚刚从出版社得到的一笔稿费，租车、购买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