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的决心我早已有了，不过找不到关系

　　我是福建人，原名叫陈嘉，长期住在广州，17岁那年（1933年），因参与创办进步的“力社”文学社，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嫌”（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投入南石头监狱关了两年多。出狱后，我继续参与左翼文化活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与当时一大批左翼文化人有过接触和工作上的关系。1937年底，参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的发起宣言撰写、组织章程订立等工作。1939年1月，我在韶关，回“抗先”总队部秘书处工作。其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1939年4月8日，经中共广东省委青委书记、“抗先”主要创立人之一吴华介绍，省委组织部黄同志（具体名字记不起了）找我谈话。他对我当年入狱以及工作一切均以党员身份活动表示钦佩，向我致敬，问起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要求入党？我解释道：“决心我早已有了，不过找不到关系而已，自己也过于谨慎”。4月11日，在组织派来的张濂光同志的监誓下，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1940年4月，在国民党当局的胁迫下，“抗先”被迫解散。国民党当局对“抗先”组织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发出通缉令。我是“抗先”总队部中共支部书记，也在通缉之列。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抗先”的主要干部撤离韶关。1940年9月，我被组织安排到东江游击部队，担任东江军政委员会秘书。

　　曾生经常开玩笑叫我“总统”

　　到东江游击区的头一年，我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长曾生的安排下，主要负责开展宣传出版工作。1941年1月牵头创办并油印出版了《大家团结》报，写评论、传消息、印报纸都是我们亲自动手，通过地下党的秘密关系，把战地消息和党的政策传递到广大底层民众当中去。1941年7月，《大家团结》与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的刊物《新百姓》两社合并。当时，为避免敌人发觉，连曾生也改了假名，因此，我就改用了现在这个名字“杜襟南”。那时我们都管曾生叫“曾大哥”。他和我们同吃同住，随和得很，对我也很照顾。由于我改名后姓“杜”，与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相近，所以曾生经常开玩笑叫我“总统”。

　　1942年开始负责机要电台工作。由香港撤回的电台报务员，在东江游击队正式设立电台，我担任电台政委。后来，广东省委的电台被敌人破坏了，我们这个电台就成了与延安直接联系的唯一的电台。为了保密起见，密电码的编制我们都是记在脑子里的。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他是广东区党委书记），我担任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科长，抗战期间一直追随在他们身边。

　　在香港一呆就是三年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看成眼中钉，采取了“志在必灭”的反动方针。1945年10月，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承蒋介石的旨意，调兵遣将，在全省共投入正规军8个军22个师的兵力，策划对广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反复“扫荡”，扬言在两个月内“肃清”人民武装力量。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东江纵队损失较大，部队不断减员，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采取了“分散坚持、保存干部、保存武装”的方针，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外，大量兵力向北、向东分散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为便于指挥，东江纵队划分成四个分区并设立指挥部，即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东进指挥部、粤北指挥部，在军事上实行分区指挥。1945年10月，经我提议并得到中央批准，我们对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机要工作也进行了相应地调整，采取“总领机领导各中心区”的方法，并很快确定了总领机人员和警卫人员。12月中旬，我随尹林平先从罗浮山转移到大鹏半岛。1946年1月，经过中央批准后，中共广东区党委与我们所在部门又转移到香港，不用再为“呵呵鸡”（当时老百姓对国民党军之鄙称，意思就是日军来了，就像败鸡似的逃跑了），也不必为日本仔而担心，这么多年算是第一次踏入“和平地区”。原本以为到香港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内地去，但没想到后来一呆就是三年多。　我到香港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督促接通电台，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46年3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尹林平飞往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武装发展的概况以及八年抗战的战绩，揭露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内战的事实。4月，曾生、尹林平又以中共华南武装力量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参加北撤具体问题的谈判，和廖承志、方方一起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最终达成了东江停战和东纵北撤的协议。1946年6月底，以曾生为首的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到山东解放区。

　　这期间，我与梁广商议，对机要电台全体20多人也做了安排，除了改行、留下的少数人外，其余都随主力部队北上。本来我自己决意随尹林平一起北撤，而且电告中央机要部门并得到批准，5月底，将自己负责的工作，也都一一做了交代和交接。但到6月初，周恩来和董必武来电指示，要求尹林平留港，与连贯、饶彰风组成港粤工委，并担任工委书记。我也只好留在香港，担任工委秘书，并继续负责机要电台工作。后来又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机要秘书和华南分局机要科长。1948年5月，尹林平调任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回到内地领导游击战争，我就一直跟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

　　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东纵主力北撤后，广东中共党内有一些很悲观的想法，对取得全国胜利缺乏信心，并做了长期黑暗、长期潜伏下来的心理准备。中央也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情绪的存在，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特意来电告诫我们，指出“广东特点（黑暗统治）不应忽视，但也不应过高估计反动力量，对自己努力轻视，对前途强调长期而致失信心，所说两三年停止活动是不妥的”。方方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很有信心，并且一再向我们强调要加强宣传工作，宣传策略上要打倒国民党，但形式上应强调我主张和谈，又必须说明我们不怕打，可以打，而且一定能打胜。而且要着重解答人们一个疑问：国民党是打不赢的，是千疮百孔，毫无办法的。要用事实说明我们能打得赢的条件，以释群疑，争取他们来拥护我们。

　　当时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港的同志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种，为此我特意向尹林平提出，为了掩护身份，在港公开的干部应该注意节俭，但秘密干部则要“铺张”一些，后来这个建议被他采纳。最初，尹林平和我的身份都是不公开的，因此，我们的活动经常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尹林平的住所对门，就经常有几个很可疑的人物出现。有一次，我去找香港正报社社长黄文俞，一入门他就指着窗外，“介绍”我看到一位远远站在房角监视我们的特务，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国民党特务打照面。几天后，黄文俞告诉我，那天我走之后，特务好象也跟着我们走了，这使我相当警惕。之后，我不得不更加小心，采取各种对策，只注意与公开身份的人员来往。 另外，经济问题也比较突出。1947年1月，组织上取消了我们的生活费、夜餐费，只发伙食费、屋租和水电费，我们必须自己找职业才能维持生活。为了给组织减轻负担，我曾到香港培侨中学教高中国文。但由于培侨中学也是一间进步学校，很受国民党特务关注并混入其中，以前就曾经发生过特务搜身的事件，因此，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很快就辞退了这份工作，专职机要电台工作。再后来，《华商报》由于经费枯竭，面临停刊的危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只好决定走群众路线，发动“救报运动”，发动广大读者支援，希望能捐得10万元，来维持多一年。当时，我们支部也捐了100元。

　　到赣州后，一切都正规化了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5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南分局迁回内地，我也跟随方方回到闽粤赣解放区。华南分局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继续扩大解放区和根据地以迎接大军南下，一方面培养干部为广州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做准备。方方特别和我谈起训练干部，设立通讯学校的问题。我立即着手筹备，并拟订了详细的计划，打算利用广州解放前大概4个月的时间办4期培训班，训练学员40人左右，并拟订了12个课程。6月初正式开始培训工作，后来我又拉来了许多讲师，训练班也扩大成中级学习班。那一段时间，革命形势也是天天、时时都不同，我们很兴奋也很紧张。

　　7月底，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求方方赶到江西赣州参加会议。8月24日，我和机要科、电台也跟随方方一起从梅县出发，先到福建，再转到江西，迂回走了一个多礼拜。为保证我们的安全，闽粤赣边纵队副司令员铁坚亲自带领着一千五百多人，一路护送我们。快到赣州时，四野第四十八军派来政治部主任到会昌迎接我们，我也特意与人换了一套闽粤赣边纵队的军服穿上，显得庄重了许多。

　　9月6日，我们一行终于抵达赣州。一到赣州就遇到了老首长、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他见我第一句话就问：“现在还在搞老行当么？”让我觉得很亲切。当天晚上，十五兵团等6个机关宴请我们，在席上认识了叶剑英、陈赓、邓华、赖传珠等许多党政军首长。接下来，首长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将华南分局机要科归叶剑英负责领导，一切都按照规范来操作。干部分等级待遇，吃饭分大、中、小灶，这与我们以前在东江和香港都不同。不过中灶也只是比大灶多了些豆腐和肉，也没有请宴会的风气，一切都正规化，制服也是量身订做的。后来，受“老大哥”（南下大军）的影响，我还把西装头剪成了平头，被同志们笑我“北方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