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师去天堂图书馆了。”5月2日下午6时许，任东来教授的博士生江振春给我发了这则短信。东来教授曾在病榻上对人说，死亦不足惧。因为在他看来，天堂就是一座图书馆，到那里可以继续读书写作。对于凡夫俗子来说，图书馆可是一个够寂寞、够清贫的去处，但东来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图书馆正是他的理想安息地。 


临终前，他虽然承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大脑却异常清醒冷静，表情亦十分刚毅镇定，完全没有癌症末期病人那种昏沉凄苦的样子。我想，这一定是因为他把天堂这个图书馆当做自己的寄托，才表现得如此从容无惧。中国人祭奠死者，通常是烧纸钱、供菜肴，仿佛就怕冥间没饭吃、没衣穿、没钱花；日后祭东来，却很简单，放几本书足矣。能把图书馆作为自己的安魂之所，足见东来作为读书人的底色。 


我不记得第一次认识东来是什么时候，大致是在2000年前后。东来和我都属于“书虫”型，我比他还更严重一点。东来性格比我更开朗，也更善于生活和交际，但是他和我交往从来是为了学术上的那点事，因而平时联系并不多，可以说是“书生之交淡如水”。 


现在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帮着南大(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的新任主任张罗，邀请我和几位学者去他公寓做客。当时，中美关系因坠机事件骤趋紧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聚会上，东来谈笑风生，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印象深刻。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爱国贼”这个称呼。还有一次请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吃饭，最后竟实行AA制。我在美国呆得久，当然一点不惊讶。其实我在南大召集学生吃饭，也都是实行AA制，学生也没有意见。 


但是在“江湖”上混久了，已很难在国内看到这么有个性的做法。东来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从来是快人快语、直来直去，不恭维、不文饰，说话充满热情，颇有美国风格。有一次在紫金山开会，轮到东来主持，会场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那时我已来北京工作，看到久违的东来风格，备感亲切。 


东来爱读书，但绝不是不关心世事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的人。据我观察，他一直有一个美国版的“中国梦”。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而东来追求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幸福。在他的看似幽默的言谈中，不时闪现着一位书生对社会底层的关怀。 


好几年前的一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新，他和我都参与了南大历史系钱乘旦教授组织的一次项目评审。当时正值孙志刚案发生不久，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大谈起农民的迁徙自由和农民工在城里的不公待遇。席间有人挪揄他说，用他的“美国标准”来要求中国，未免太不现实；不信，放几个农民工在他家楼下住着，每天支起煤炉生火烧饭，看他受得了不。 


也许大量农民进城确实会乱，但当代学者最稀缺的不正是东来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吗？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不能为社会公正作出一点牺牲，甚至没有基本的道德是非，哪怕对弱势群体表示一点同情都不愿意，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我原以为，东来也和我一样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虽满口“自由”、“民主”、“法治”、“公正”，遇到需要亲身投入的日常事务则退避三舍，理由一概是“没有时间”，却没想到他居然为所在小区的业主自治投入了大量精力，亲自设计方案、起草文件、打印选票，而且乐在其中。后来他成了小区名人，以至下楼散步总是被业主拉住聊天，迟迟回不了家。我相信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大公无私”，首先为了自己家庭的生活更加美好，让小区治理更符合自己和多数业主的愿望，但这种理性的利己主义正是民主自治的要义。 


健康的幸福不是靠独善其身修来的，当然也不是从go-vern-ment那里讨来的，更不是靠自己的霸权夺来的，而是在共同维护社群生活环境的一点一滴中积攒起来的。以这个视角看，东来既有点像中国传统士绅，也有点像美国地方精英；他们都是“成功人士”，但是他们都积极投身地方公共生活之中，绝非只是坐而论道的“君子”或闷声发财的“小人”。 


东来教授文如其人，他的文章带着热情、生动、轮廓鲜明的个人性格。他长期研究美国宪法，但是他的研究路径和宪法学相当不同。他还不只是单纯探索司法判例的历史，而是将影响判例的政治与社会因素连带写出来，也把法庭内外的逸闻趣事讲出来。 


这种研究特色在其大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司法的25个大案》体现得淋漓尽致，记得当时也是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只觉得每个大案都写得栩栩如生，全然没有平时阅读宪法判例时那种艰深晦涩的感觉。初学者读了精心挑选的25个宪法判例，即能在欣赏故事之中轻松了解美国两百多年宪政的里程碑。当时就想，这本书肯定能畅销！对于普及宪法知识来说，历史学者很可能比宪法学者更合适。 


东来和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江振春合著的《比登天还难的控抢路》是其治学之道的延续，也是国内探讨持枪权的第一部系统专著。它以丰富的素材和详实的数据，探讨了美国持枪—控抢之争的来龙去脉及未来趋势。对于一个宪法学者来说，这本书的尤其可贵之处在于对美国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形成、发展及最高法院的判例演变提供了极为清晰的梳理。 


完稿后，他在病榻上专门打电话来嘱我作序，表现了东来对学术的一贯认真。当时他已经相当虚弱，说话很吃力，只说了两分钟就挂了电话。其实，这点事让振春和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是对他来说，学术无小事，即便重病在身还是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东来这种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体现在他的每一本书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但愿东来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天堂图书馆。此时此刻，也许他正在那里注视着自己的家人，注视着自己奉献过的小区，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默默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加油。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1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