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先生走了，年仅52岁。就年龄而言，算不上高寿。但就其社会、学术、人生影响而言，恐无几高寿者能及。他不仅将永远活在他的亲人、师友、学生心中，而且还将永远活每一个真正的学人心中，见过面的与没见过面的。

     

我到南京大学读世界史硕士研究生时，任先生尚在国际关系史专业带研究生，所以没有上过他的课，最初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与国际关系史专业同级研究生同学的闲谈。从他的学生刘君那里知道任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从马骏那里知道一些任先生的学术旨趣。有一次，马骏说任老师在课上推荐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博西格诺等著的《法律之门》，他当时正在读。于是我也急忙跑到书店买了一本，但只是未能坚持读完。在自南京大学小百合历史系版上读到任先生仙逝的消息后，我回身扫描书架，再次看到了那本虽已购买10余年，但却一直没读完的《法律之门》。我想，该找个时间，把这本任先生推荐的书好好再读一遍了！

    

我第一次见到任先生本人，是在一次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答辩会上（应是1999年6月份），当时他被邀做答辩委员。当时对任先生的印象是：此人博学多闻、思维敏捷、言语犀利。自此之后，同任先生的见面逐渐增多，但也多是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每次听任先生评论答辩人的论文，都感觉颇有启发与收获。

    

等我博士毕业留校工作时，任先生已是世界史专业的博导了。能同任先生这样的学者同事，真是我等学术后辈的福气。因同在一个学科的缘故，同任先生见面的机会亦即不再仅限于毕业生的答辩会上了，学科开会与聚餐时，都可以见面。有任先生在场的聚餐，总是一场收获双倍的用餐，不仅能吃到有油水的饭菜，最重要的是还能从任先生的高谈阔论中享受到难得的精神美食。

    

后来任先生到美国访学，大约有半年未见。再后来即听陈晓律老师说任先生生病了，到北京治疗去了。刚听到此消息时，尚觉得问题可能不会太严重，或许过一段时间任先生即可重新回到大家身边一起工作了。但此后的消息却是一个比一个坏。

      

今年4月16日上午，到校医院参加一年一次的教工体检，刚进校医院大厅即遇到陈晓律老师。寒暄几句后，陈老师即告诉我说，“我刚到楼上看了一下东来，情况不大好，北京和南京的几家大医院都拒收了”。听此，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我问“不是一直在北京治疗吗？怎么会在校医院呢？校医院能治这样的病吗？”陈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叹气说“大家好好保重吧！”于是我提出说“我想等体检完了上去看看他，不知是否可以。听说他不愿意别人探视”。陈老师说“可以！没问题！在28床”。

     

至11点10分的样子，我做完了所有的体检项目。然后即快速至汉口路上的一家水果店挑了几样新鲜水果，让老板用果篮包了，提着折回校医院，至在2楼的住院部。在护士站得到一位护士的指引，我很快即来到28床的病房门前。但至门前时，我犹豫了。我能进去吗？因为门上有一张打印在A4纸上的友情提示“保持安静，拒绝探视”。犹豫再三后，我还是决定进去，心想哪怕只是看任先生一眼即离开也是好的。敲门获允后，我推门进屋，任先生的妻子吴耘教授和两位老人（可能是吴教授的父母或任先生的父母）在屋。因屋内光线较暗，加之任先生躺在床上被子盖至下颚，我下意识问了一句“这是任老师的病房吗？”吴教授和两位老人起身相迎，问“你是……？”此时任先生用虚弱的声音说“我们学科的闵老师”。此时任先生的女公子琬洁推门进来，高兴地说“老爸，你很快即可到鼓楼医院和……做邻居了。……也在肿瘤病区，你将住他（她）隔壁……”任先生听后轻声说“这是世界史学科的闵叔叔”。 琬洁礼貌地对我说“闵叔叔好！”之后她即带两位老人去吃午饭。

     

吴耘教授抱歉说她因前些日骶骨受伤不能陪我坐着，需要斜躺在床上。在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任先生的病情后，吴教授即坦诚地说“闵老师，真是不好意思。任老师最近一直很虚弱，需要休息，就不多留您了。谢谢你来看他！”我即起身说“任老师，您好好休息，待过几天再来看您。吴老师，您也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然后告辞。除前面说得两句话外，任先生都没再做声，好像睡着了。

     
这是我同任先生的最后一面。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了！
     

任先生离开我们5天了，想必他早已在如图书馆一般的天堂中安排妥当，开始一个书生的天堂生活了。愿任先生在天堂一切都好！
     

吴教授和任琬洁学妹节哀顺变，早日从丧夫丧父之痛中走出！因为如琬洁学妹所言“父亲是给我们带来阳光的人”。我想此时此刻，任先生在如图书馆一般的天堂中正微笑着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为她们祝福，希望他们笑呢！


谨以此悼念我敬重的学者任东来先生！

写于2013年5月7日夜深人静时

（感谢闵凡祥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