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元代文学史》 ，面临的难题不少。最大的难题、可称之为“学术空白”的，是对于元诗的研究。这是一个冷寂的领域，积累奇缺。以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且不必说，即使是明清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的兴盛衰微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因为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邓先生决定突破这一难关，把元诗的发展理出一条线索。在着手研究后，他发现前人关于元诗宗唐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只是过于笼统，乃至语焉不详。重新梳理的结果，终于描画出元诗宗唐的前因后果。

 其一，它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后分别在南北两个王朝出现的学唐主张在元初的汇合。其二，元仁宗延祐年以后，宗唐之风更加猛烈，终于形成“举世宗唐”的局面。其三，元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其四，元代后期出现的“铁崖派”及浙东诗派宗唐代二李（李贺和李商隐），是导致后人批评元诗纤弱的主要缘由。但“铁崖派”宗主杨维桢的“情性”说是明中叶后诗论中出现的尊情抑理的先声。其五，根据历史实际，元代作家中曾有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唐的见解，因此，邓绍基将元人宗唐潮流称之为“宗唐得古”。 其六，元人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作是一种“复古”潮流。这种潮流实际上是针对宋诗的若干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并不是模拟式的“拟古”。其七，前人有元诗“四家”或“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斯。邓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并不适合元诗实际。他认为，如果要列出元诗的“大家”，当数以下六位：刘因、赵孟頫、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其八，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邓先生关于元诗的这些研究创获，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不仅如此，在《元代文学史》的撰写中，邓先生对元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元词继承前代传统和走向衰微的基本情况所作的论述，也是以前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具有开拓意义。以元代散文为例，本来，元代散文上继唐宋散文，有它的发展特点，但历来不被看重。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对元文评价不高。清代的一部家喻户晓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依次选有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却没有选录一篇元文。也就是说，历代对元文的关注和研究都较少。邓先生经过细致的研究，在《元代文学史》中概括了元代散文发展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由于经历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宋代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古文运动”，骈文和散文之争在宋代基本上已成定局，文坛以散文为正宗、为主体的局面早已确立，只是在散文家内部，有关于文风相异及优劣的争论。到了元代，演变为宗唐（实际是宗韩愈）和宗宋（实际是宗欧阳修）的不同倾向。同时出现要超越唐宋文，直追秦汉文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元初的北方士人中，影响不甚大。宗唐、宗宋倾向不断演变，最后趋向于唐宋并尊。第二，宋代理学盛行后，曾出现轻文废文的言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谈理派”和“论文派”的分歧。这两种现象在元代散文领域中也都有所反映和表现。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谈理派”和“论文派”的调和主张，其直接结果是使元文重经世致用。元代散文总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在它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直追秦汉和唐宋并尊的观点对明代散文产生过影响。这是元文基本的历史定位。他还指出，从整体上说，元代没有出现象唐、宋时代那样的文章大家，但这并不是说元代散文没有一些较好的作品。明末清初人黄宗羲在元代作家中选择散文名家，标举姚燧和虞集两家。邓先生认为，元末人王祎所举的六家，即姚燧、元明善、虞集、欧阳玄、黄溍和苏天爵，足堪并列。他认为，元文六家之说较之黄宗羲的元文二家之说更为恰当。

正是由于这些超越前人的创见，《元代文学史》在1991年初版后，获得了学界的赞誉，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后一再重版，被不少高等院校中文系定为研究生教材或必读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