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梁宋二人皆长住日本，但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过节。与梁启超既有交情又有过节的革命党人是孙中山。孙中山因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檀香山财源被保皇党侵蚀而大发其怒。本来，党派合作在于情投意合，不必非亲即仇，檀岛华人有捐款自由，也不是革命党的独家山头，但孙先生可不认这个理。孙认为梁不地道，挖了他的墙脚，动了他的奶酪，骂梁“首鼠两端”、“认贼作父”、“满奴”、“汉奸”、“公敌”，完全不留余地，甚至声称要“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诛此二妖魁”（“内奸”指保皇党，“异种”指满族人，“二妖魁”指康、梁）。到宋教仁流亡日本时，海外的革命党早已与立宪派翻脸，敌对情绪愈来愈浓，彼此恶感也愈来愈深。宋教仁既然投身革命，奉孙中山为领袖，不可能不受此种敌对情绪的影响。1905年宋的密友陈天华（《猛回头》和《警世钟》的作者）与梁启超会晤并通讯，一度转向改良主张，就曾遭到宋教仁和黄兴的责备。可见，宋对梁是有成见、有戒心的。但宋是理性温和之人，不至于被成见冲昏了头脑。
　　
　　　　平心而论，清末立宪派对待革命党大体上还算有绅士风度，温文有礼，讲究分寸，只作理论商榷，不作谩骂攻讦。梁启超虽也有过对革命党咬牙切齿的时候，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温和敦厚者，对清政府如是，对革命党亦如是。梁先生认为，“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且两党“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更应该“相扶掖为用，不相妨碍为界”。国内的立宪派更对革命党大表同情之意，经常声援、庇护、营救遭政府迫害的革命党人。
　　
　　　　但是，革命党对待立宪派可就有些过分了，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亦不让人，往往意气用事，从造谣、谩骂，到挑衅、殴打，但为革命故，无所不敢为。一些革命党人以肢体冲突为能事，1907年在政闻社（梁启超发起的宪政组织）成立大会上冲击会场、大打出手，1910年将立宪派人士白坚打到头破血流。更怪者，干出这类丑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民国初年回到国内之后，仍上演过捣毁立宪派报社《国民公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等闹剧（不过，得补充一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固然不美，却总比数百万人在辽沈、淮海大打内战，比“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文化大革命”要文明千百倍）。1910年，由立宪派发动且举国支持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清政府拒绝，海外一些革命党人竟然幸灾乐祸、摆酒庆贺，一副“凡是立宪派支持的，革命党都反对”的架势。难道不是有些过分吗？
　　
　　　　但宋教仁不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党。按梁启超的说法，革命党可分为激烈与非激烈两类。激烈者“纯属感情用事”，“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对其“不可阿顺之”；非激烈者为“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革命后可导入民主宪政轨道，造成“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宋教仁当然属于后者。
　　
　　　　在革命群英谱中，宋教仁是聪明好学、才华横溢的一位。文才、学识、思想、政见，都是第一流的。客观地说，宋氏才识超出孙、黄多多，不可同日而语。宋在政治法律、边疆史地、财政管理以及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等方面均有深钻精研。恃才傲物、难于相处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瞧得起的人极少，老一辈的康梁、新一辈的陈独秀胡适都不曾放在眼里，却对宋教仁的才学赞许有加，更公开推宋为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但章太炎的颂扬使年轻的宋教仁遭到党内外大人物们的嫉妒和忌讳。在中国政坛，举谁当总理大概是不可以公开讨论的，除非已经在密室里谈妥、十拿九稳，否则多半好心办出坏事）。章士钊、蔡元培、杨度、于右任、徐佛苏、林长民、蒋智由等才学之士与宋教仁政见各异，有的“先进”，有的“落后”，但均与宋惺惺相惜，过从往还十分密切。此中因缘或与革命无关，慕其长才实学，合其学问意趣，信其人品道德是也。
　　
　　　　有证据表明，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对宋教仁颇为欣赏。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宋以文名见长，梁见宋发表在《民报》的文章后曾托徐佛苏致意，表示愿与相见。彼时梁正与革命党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上展开马拉松式大论战，梁亦转达宋教仁、章太炎息战调和之意。宋与章同意梁的调和倡议，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到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中孙派人物仍全力排斥梁启超（如胡汉民对梁口诛笔伐，称梁对民国“犯罪”。孙的亲信中唯汪精卫曾向梁示好），但党中黄派、尤其是黄派中之宋派，则向梁表达敬慕之意。在国民党欢迎梁启超归国的大会上，胡瑛、孙毓筠称颂梁启超为“全国最崇拜之人”、“当代第一人物”。梁漱溟先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说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专程跑到天津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但此事似无其他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