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将梁启超与宋教仁相提并论。的确，表面上，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按照“哪个阶级、哪条路线、哪个司令部”的政治分类来论人说事。按这套分类标准，梁启超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腐朽没落的士绅阶级”，走的是渐进改良主义路线，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那个司令部里的人；而宋教仁据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走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孙中山和黄兴那个司令部里的人。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宋教仁是革命党，二人分属于立场相对、观点相反、党派成见根深蒂固的政治阵营；辛亥革命中，梁启超身在境外，干着急，因革命未能避免而垂头丧气、忧心忡忡。宋教仁则亲临一线、奔走运筹，因革命终于爆发而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此间，二人的政治态度几近对立：帝制摇摇欲坠、已无可挽回之际，梁启超仍不肯放弃保全清室的愿望，欲推行英式政体、“虚君共和”；宋教仁则矢志于“驱除鞑虏”、永绝帝制，坚定主张“主权在民”。二人的政纲似乎也水火不容：清朝覆灭之后，梁启超接受了既成事实，却仍旧与激进革命党势不两立，他整合前清维新派、立宪派以及民初温和保守派，试图将各派反革命势力冶为一炉，且隐然为各派之共同精神领袖；宋教仁则从“著名革命家”摇身一变为“一流政治家”，为新国家造法创制，为新政府建章立规，并大刀阔斧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是革命队伍之中从制度破坏转为宪政建设、从革命党变为普通政党之最得力的法制专家、最关键的组织能手，也是当时最耀眼的政界明星（可惜只是一颗匆匆划过夜空的流星）。梁宋二人、二党的“阶级背景”、“群众基础”、“社会资源”大不相同，党派利益也针锋相对。
　　
　　　　以上诸多歧异，在“革命史观”或“意识形态史观”之下，一向被视为“根本差别”、“本质区别”或“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所以，近代史家绝少将梁启超与宋教仁当作同道中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上述基于“不同阶级、不同路线”的“本质区别”太当一回事，撇开那套“阶级性党性比人性更重要，立场和态度比事实更重要”的是非准则，而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梁宋二人对未来中国的制度形式、政体运作的设计与思考，对宪法、议会、政党、内阁以及司法、财政、外交等重要领域的观点，尤其是当我们聚焦于二人的政治理想和基本价值观的时候，则不难发现，梁宋二人的政治思路其实没有什么根本分歧，相反，倒有着惊人的相似。
　　
　　　　比如说，当时人们曾讥笑宋教仁是“议会迷”，但梁启超又何尝不是“议会迷”？以对代议制度的重视程度而言，梁是宋真正的同志和先驱。甲午战败之后，梁启超即大力鼓吹议会制度，在中国，对“立宪法、开国会”说得最早、最多且最深、最透的人，无疑非梁启超莫属。那个年代，我国读书人对议会的作用、功能及其制度优越性的了解，对议会在立宪政体中的权力和地位的看法，大半源于梁先生的启蒙。而在议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黄兴、孙中山等同一战壕的革命战友，则恐怕与宋教仁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还比如说，关于革命党与政党的本质区别，关于政党政治与代议制度的内在依存关系，关于政党应由社会精英分子（梁称社会精英为“中坚阶级”，宋称“优秀特出者”）所组成的观点，关于立宪政体必须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是议会和内阁的灵魂的观点，关于政党政治必须采取自由竞争、且“最宜两大对峙，不宜群小分立”的两党制主张，关于“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的政党内阁主张，梁启超与宋教仁也英雄所见略同，几乎如出一辙。
　　
　　　　而梁宋之外，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章太炎等其他民国开国元勋，则要么并未真正理解代议制度、政党政治与民主共和政制的关系（如袁世凯），甚至曾公开否定过议会制度、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章太炎），要么对议会之有无、之结构、其权限之大小，政党内阁之可能性、可行性、可靠性并不真正介意（甚或当成完全无关紧要），只把对权力的分配和掌控当成了天大的事。以袁、孙、黄、黎四人名义发表的“八大政纲”涉及国家统一、军事、财政、实业、民生等重要议题，却偏偏对共和国最关键的制度设置——宪法、议会与内阁——不置一词，可见那四位大人物与梁宋大异其趣，并不真的以宪法、议会、内阁为共和政治不可或缺之事。
　　
　　　　比起梁启超与康有为或袁世凯，比起宋教仁与黄兴或孙中山，梁宋二人更象是心心相印的同道中人。与其说梁宋是政治上的敌对者，还不如说二人是相辅相成的政体建设者、相反相成的宪政对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