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
发布时间：2011-07-22 11:58:18
发布人：
黑白双煞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