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梁启超喜欢打麻将。据他的弟子杨鸿烈回忆：“我有一次到了北海快雪堂，看见梁氏方进早膳，兴致很高，谈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我听人说梁氏订例，访客谈话以五分钟为限，这是为应付某些‘烂屁股’久坐聊天，妨碍工作而设。那天有好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访问梁氏，他们原是熟人，见面更无所不谈，随后他们要求梁氏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但他却婉辞道‘对不起，你们所订的演讲时期，恰和我的四个人的功课时间相冲突。’于是他们便回头询问我‘是不是你天天都要到此请梁先生讲书？’梁氏听见，莞尔而笑，说道‘非也！是我和几个朋友，搓搓小麻将，作方城之戏！’”
　　
　　梁启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认为，打牌有助启发智商，“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还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梁启超经常半夜一边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论，由专人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即可付梓。约稿、演讲统统不作准备，临场前，一阵“东风、白板”，便大功告成。不过，也许是用心不专吧，梁启超几乎逢玩必输，但他依然兴致高昂，乐此不疲。
　　
　　对于晚辈，梁启超爱护有加，却也因直率而得罪人。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的北海漪澜堂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人是胡适。在婚礼上，梁启超致辞时当着众人的面训导徐志摩说：“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全场为之愕然：这也太不留情面了！
　　
　　晚年的梁启超每天五点起床，工作十个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他有句口头禅 “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孜孜不倦的努力换来的是 36年间所著《饮冰室合集》共1400万字，平均每年要写39万字。
　　
　　梁启超一动笔则文思泉涌，万言长文“片刻即脱”。1914年他小住清华期间，罄10日之功，写完长达百页的《欧洲战役史论》。护国运动期间，遭袁世凯通缉追捕躲入荒山，大病初愈即奋战三天三夜，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
　　
　　人到暮年，梁启超精力不减，只消一个周末，便可成书一本。与他一同欧游的蒋百里，回国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他为之作序。岂料梁启超一发不可收拾，出手便是6万字，与原书一样长，这篇“长序”只得单独出版，成为梁启超的学术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梁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
　　
　　梁启超下笔神速，确属天资所赐。博闻强识，故能出经入史，信手拈来。比如，他能全篇背诵贾谊七千余字的《治安策》，曾笑言:“不能背《治安策》，又怎能上‘万言书’？”一次宴会上，胡适提到中国古诗中没有写猪的诗句，他马上以乾隆一句非常生僻的诗文“夕阳芳草见游猪”反驳。然而，若是将梁启超同王国维和陈寅恪相比，便“纵横捭阖”有余，“钩深诣微”见拙了，稍有不慎还会犯下常识性错误。黄侃就曾笑话梁启超的一次演讲中“有无数笑柄”，居然将“老子、庄子、屈原、诸葛亮、道安”列为“湖北五贤”。
　　
　　周善培也多次劝梁启超治学为文不可一味求速。他对梁启超说：“你的文章能‘动人’，却不能像《史记》那样‘留人’。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说百读不厌，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梁启超深以为然。1924年夫人李蕙仙去逝，梁启超写下深情的《祭梁夫人文》时，一反常态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两天才完成，列为“一生好文章之一”。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这是梁启超的名言。他常说，做学问当从趣味入手，才易出成果；但另一方面，自己为学“浅芜”，原因正在于“学问欲”很旺又“病在无恒”，以致“不能专积有成”。一次，梁启超在檀香山刚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便自觉已得真谛，还编了一本《英文汉读法》，教人数月之内学会翻译英文。结果，经《国民报》英文编辑王宠惠“测试”，梁启超的英语水平当场“现形”。梁羞愧之下，将书一撕两半，扔到窗外。
　　
　　梁漱溟曾撰文说，梁启超“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坦言，自己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但是“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他告诉子女：“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生活中，梁启超的确是个“烂漫向荣”的人，听京戏，也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样样都来。一生藏书4万多册，碑刻拓本1200多件，逝世后尽数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1926年的一个周末，北师大的学生李任夫和楚中元去拜访梁启超。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李任夫写下一副对联“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梁启超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
　　
　　楚中元又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
　　
　　梁启超沉吟了一会儿，道：“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 ’，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期，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