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梁启超写成了《欧洲心影录》一书。一战后的欧洲，百业凋零，科技的进步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毁灭了人类一手缔造起来的文明。欧洲的经历让梁启超开始反思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将“民主”和“科学”喊得沸反盈天之时，敏锐而超前地指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传统儒家里提倡“正心诚意”，塑造修齐治平之人的思想在现代依然有用。然而，愤激的国人没有耐心去听梁启超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梁已经过时了。失望之余，梁启超回到了书斋，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
　　
　　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声名远播，其国学院先后将四位大家揽入怀中：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是个怪才，他在海外留学20年，潜心读书，对学位淡然处之，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
　　
　　梁启超在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有没有著作？”
　　
　　梁又答：“没有著作。”
　　
　　曹校长为难了：“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
　　
　　梁启超大怒，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说完，扬长而去。最终，曹云祥还是遵从了梁启超的意见，这才有了让后人仰之弥高的清华国学大师陈寅恪。
　　
　　梁启超对清华学子影响深远。梁实秋早年在清华就读，直到晚年他仍回忆得起梁启超演讲的经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教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启超上课前，照例会先把眼镜向上翻一翻，开腔道：“启超没有什么学问”，随之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泪交流之余张口大笑了。”
　　
　　梁实秋最后感叹道：“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22年，梁启超曾赴东南大学主讲先秦政治思想，与传授“实用主义”的胡适狭路相逢。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的“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在学问上的争胜念头，好友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果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在学校，梁启超常热心帮贫困学生谋一些编目录之类的兼职，赚补生活费用，教学上也很开明，欢迎学生挑战，因而每次开课都学子如云，把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不过有一次，因为当天有校际篮球比赛，来的人太少，拂了先生的面子。他当即怒斥学生们无心向学，“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