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是个传奇人物。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当报务员。1932年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1935年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6年、1937年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摄影展览。1937年8月到山西太原，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1937年12月在河北阜平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抗敌报》社副主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等职。曾拍摄大量反映纪实与抗战的摄影作品，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白求恩做手术》、《战斗在古长城》等等都出自他之手，他当之无愧是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目睹许多日寇的残暴行为，精神受到刺激，1949年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开枪打死为他治病的日籍主任医师津泽胜，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直到36年之后，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决，为沙飞恢复军籍、党籍

长期的一线工作，使沙飞目睹了过多关于战争的残酷：他看见日寇疯狂的扫荡使华北百姓死伤无数，《晋察冀画报》社的战友有9名被日寇枪杀，自己为保护成千上万张反战照片的底片，险些丧命……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强盗不仅当众奸淫了中国妇女和八路军女战士，还残忍地将她们怀中的婴儿夺下，扔进沸锅里活活煮死；畜生们还强迫人们“父奸女、侄奸婶、兄奸妹”以供他们取乐……回想自己的首长、战友对待日本小女孩的情景，沙飞感慨万分，他心目中艺术的善和美被击得粉碎……

 

沙飞崩溃了，残酷的现实和劳苦的工作彻底毁坏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患上了肺病和“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1948年12月，他住进了石家庄和平医院，主治大夫为日籍医生津泽胜。谁也不会想到沙飞正是因为这位日籍医生断送了他的整个人生。一位作家这样描述沙飞最后阶段的心路历程：

 

“沙飞的离奇古怪，首先表现在他与为他治病大夫的不配合上。由于沙飞对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巨大贡献，加之他当时已是师职干部，所以和平医院的领导很重视沙飞的治疗工作。主要负责沙飞医治工作的大夫是和平医院的主任医师津泽胜。”

 

“津泽胜是日籍医生。由于他是科班出身，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大起疑心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的按键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职业习惯造成的下意识动作吗？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之为‘重打诊’，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两人狼狈为奸，更便于进行间谍活动。而且还要暗杀我沙飞。”

 

1949年12月15日，一个阴冷的日子。沙飞呆在病房里，一副淡漠、冷峻的表情。再过一两天他就要出院了。沙飞派人去叫津泽胜大夫。津泽胜一进门，只见沙飞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连开两枪。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由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即倒在了地上。

 

沙飞被逮捕之后，暂时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的看守所内。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做出了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了《判决书》，判沙飞以极刑。

 

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在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派来军法处的一位干部与他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他携带在身。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后又还给了他。

 

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底片，然后默默地跟随行刑人员走出了看守所。沙飞带着他精神导师鲁迅生前最后遗像的底片去见鲁迅。这大概是沙飞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惟一愿望。沙飞被枪决时年仅38岁。

 

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就这样传奇般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从此无声无息，默默长眠，任凭岁月冲刷着曾经的辉煌，直到后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消对他的原判，但这已经是36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