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回声：艰难的纠正错案之路
  ——王笑利日记摘选（1980—1988）王雁整理 （2）
1983年1月31日
下午2点半，北京军区政治部307室 （军区法院现任院长章洪珊办公室）。
参加者：章院长、牟庭长、王辉、王毅强、王笑利。记录：小严。
院长：我们原是保卫部，整编到法院。法院大事都要请示政治部领导。领导请你们来商量看怎么样。事过30多年，看你们有什么想法。
王辉：法院经过一年多调查。我这次来，想看法院有什么意见。我已72岁，希望在死前问题能解决。
院长：都是老同志，直来直去，实事求是，交流思想。这不是开庭，不要那么严肃。
王辉：事情发生在石家庄。我当时在北京，石家庄银行打电话给我。我去画报社问什么情况，处理以后才通知我。我的意见也写信给聂荣臻。1945年我从延安到晋察冀与沙飞在一起。以后工作忙，经常不在一起。石家庄解放，他进和平医院，我工作很忙。好几次接触，都感到他越来越不正常。这些问题我都已写了。如去看他，他说日本医生让照X光，我说该照。他大发脾气，说日本大夫通过照X光要杀他；你是不是要我死。吃药问题也如此。……1950年我南下调到香港。但我背思想包袱，我是负责人，人家问我爱人叫什么，我不好回答。沙飞去世后，军区写信给我，沙飞虽有此事，但组织还要照顾其子女在八一学校，不久又通知我，子女的经济由母亲负担。5个孩子都由我负担，我一直没请求组织负担。总行对我很信任，我一直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家属，我很气愤。说他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时他拍了反战同盟、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在世界都影响很大。说他政治落后，……他是第一个到敌后的摄影记者，他牺牲家庭、个人事业、不要命的工作。对判决我想不通，很多老同志不满当时的处理。三中全会后，老同志们认为对沙飞处理不实事求是，他们写证明。精神病杀人在国际都不负刑事责任。我认为他应平反。他平反不仅在他个人，我和几个孩子，他的弟弟妹妹都受牵连。我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是错误的，不能因涉外，怕影响就不平反，还坚持错误。方式方法可考虑。我一个孩子积极要求入党，因父亲问题审查，孩子伤心不入了。神经病犯罪，当时这样处理，没法制没办法。怎么还继续坚持，难道我们死了还要背这个包袱？
院长：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问题比较复杂，如果行，早解决了。你们有些看法有道理，沙飞有精神病表现，从你们调查、我们调查的情况都有不正常。发生问题的前后都有，时好时坏，应该承认。客观看，说沙飞有意蓄谋杀人，根据不足，说早有计划，根据不足。沙飞发生问题当时是否在精神不正常时发生，妄想症支配下，问当时领导人，为什么沙飞问题这么处理。他们说当时处理比较慎重，医院里查此问题，医生说，没有明显表现，也有反映，如奚文斌说有。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情。缺席诊断平反，根据不足。我们不怕涉外，根据是缺席诊断不能在法律上起作用。
王辉：枪杀里根总统的也是事后检查，当时也没诊断。
牟庭长：是间歇性的还是长期性的。
院长：当时上到聂荣臻下至军法处长都强调，认真查沙飞是否有精神病。现在不能确认沙飞是否有精神病。
牟庭长：他给邓颖超写的信我看了，他对日本大夫不满，说你配合医生害他，还有崔医生也要害他。
王辉：他与医生无怨无仇，说明他精神有病。
牟庭长：奚文斌说，1948年6月一天下雨，沙飞叫钓鱼，腊月把床搬到外面睡，有时自言自语。居押期间也有不正常反应。
王辉说：奚文斌中间离开过。李友志是主要照顾他的，经常跟我哭鼻子。
牟庭长：从原始材料看，出事前两天正常，出事后他写的交待材料正常。医生没反映他有精神病。
王辉：医生不是老跟他在一起的。医院没有精神科，不正常认为正常。
牟庭长：沙飞出事后写的材料“血的控诉”1至5，从文字上看没有问题，时间认得清，不能说明他是精神病状态，故不能说明出事时精神不正常。我们找了当时领导张致祥，他说当时很认真研究，是负责任的。精神病人有间歇性和不间歇性。他和津泽有无怨仇。沙飞对日本人的仇恨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枪杀日本大夫时是否有精神病，你能证明是在精神病发作时作案的？
王辉：你有什么办法证实他不是在精神病发作时作案的？
牟庭长：出事前两天都正常，不是看不出。奚文斌说，沙飞出事后情绪镇定，他说警卫员你不要怕，我今天报仇了。
王辉：我接触期间他不正常。中央精神宜宽不宜细。
牟庭长：医院说他没精神病。杀人时不正常无根据。
王辉：我认为他有精神病。
院长：你们的情况我们同情。你我都没有科学根据。聂荣臻当时说，有无精神病要查一查。张致祥专门查了。
王辉：当时没找我调查。
院长：张致祥专门查了。我们下不了决心。 我们要跟上面商量，但还未定，要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要慎重。能办的我们办，不会不办。如果能证明是精神病，不管是美国人、日本人、还是皇帝天老子，我们都敢翻此案。
谈话结束时4点50分。
（王雁附记：1981年美国里根总统遇刺。1982年凶手欣克利因精神不正常被判无罪，送精神病院。2003年9月国内外媒体都报道一条消息：“22年前刺杀里根的凶手，如今作为‘精神病人’要出院探亲——美国政府、里根家人强烈反对。”这令笔者更理解在沙飞平反过程中，津泽胜夫人及其孩子们的感情与态度。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直接受到伤害的一方要从理智、感情上接受并原谅，都绝非易事。当然，法律毕竟是法律。）
　　　　　　　　　　　　
1983年2月1日
王钢家。王钢夫妇及小梅在。他们意见，找法律顾问，找解决沙飞一案的法律根据。
1983年2月2日
田祖恩主任借我的《精神病学讲义》一书中说，精神分裂症妄想型是最常见的类型，发病年龄较晚，多在30岁左右，起病较缓慢，病人变得敏感多疑，逐渐发展成妄想。妄想的原因可渐扩大，有扩张趋势，可片断或成系统，有时可见得明显的幻觉或感觉综合障碍，形成幻觉妄想型。幻觉和妄想内容多较谎谬。可表现疑惧、愤怒、激动，因而有时甚至伤人，自伤等危险行动。自发缓解者较少，但病程的发展较其它类型缓慢，早期患者的人格变化一般均不明显，内向性症状。除表现为病人常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幻觉及妄想内容外，在精神活动的其它方面改变不大。因此，在发病数年后，在相当长的一阶段内，病人的工作能力尚能保存，人格变化较仔细。往往不易被早期发现，治疗可获得较深的缓解。
1983年3月15日
晚上到中组部方朗家。他说，在法院未研究好、总政未重新表态前，抓紧写信给负责人，使他们态度明朗，下面才敢于平反，不然等总政重新表了态，再申诉，时机就丢掉了。这不是申诉，是通过各种渠道尽快解决问题。
 
1983年4月4日
王达理来信说，他和厉南趁史进前到广州之机，在汽车里追问他总政批示是如何产生的。史说，总政党委讨论两次，依照科学鉴定根据不足和中日教科书问题做出的批示。
晚上访江一真。他说，这些年一直以为沙飞的事当时处理正确，今天看材料，听介绍，感到应平反。他问了进行程度、史进前态度、田祖恩情况，问需要什么帮助。最后他说，你以家属个人名义写信给我，要求我帮助解决沙飞问题；我再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附上你给我的信。
1983年6月9日
王达理来京。他写给胡耀邦的信，由习仲勋夫人叫秘书送去的。
1983年7月3日
王达理告诉我，胡耀邦看他信后，批示是给余秋里：秋里同志，此案请您指定人考虑，要不要适当处理一下并请办理人酌情回复。耀邦 　1983年4月27日。秋里批：请杨副主任遵照耀邦同志批示办理。
达理说，习仲勋夫人齐欣带他去杨尚昆家，当时只有杨的儿子杨绍明在，说起沙飞的事，杨绍明说，沙飞在摄影界是无可非议的。
（光明日报1983年11月26日报道：25日胡耀邦总书记在日本东京会见老朋友、已故著名病理学家稗田宪太郎教授的夫人稗田喜代子和两位女儿。胡耀邦说：稗田先生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做出过贡献的人。胡耀邦问站在旁边的池谷田鹤子，你出生在哪？她回答：我出生在中国，是在八一小学毕业的。她在会见前，对记者较详细介绍了养父的情况。胡耀邦邀请夫人及孩子到中国。
王雁附记：胡耀邦接见的稗田喜代子就是原津泽胜夫人，女儿池谷田鹤子就是田子鹤；津泽胜去世后，其夫人改嫁稗田。2003年7月联系到当年的记者蒋道鼎，他不知道沙飞，那次会见未涉及此内容。沙飞错案的纠正，胡耀邦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缘分。）
 
1983年7月4日
下午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牟庭长接待，在座的只有我和王达理、陈群。牟庭长说，沙飞的事我们正积极办理，看到你们给胡耀邦的信，王笑利给江一真的信，江给胡的信，是总政打电话把我们叫去看的。沙飞是有影响的人物，胡耀邦又批了，我们要尽快办理。现在主要等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诊断，钱信忠的夫人沈渔邨是研究所主任、精神病专家。现在可以肯定，蓄意谋杀根据不足。
晚上去江一真家，表明我们希望尽快见到沈渔邨，江立即写一信给沈，请她接待我们。
1983年7月5日
晚上七点我和王达理去钱信忠部长家找沈渔邨主任。我们问，是否所有精神病诊断都需通过您？她说，他们诊断出来、不需要研究的，就不一定通知我。我们这个3人小组有个好处，与当事人没任何联系。需要的材料找受理单位要，必要时直接找家属。如果对我们的诊断有意见，家属可向受理单位提出要求，我们再研究。沈主任最后说，如果沙飞的材料送到我们这里，我可以过问一下。
1983年7月6日
我和王达理到邱岗家。他说，你们的责任是使决定问题的人了解沙飞当时的确有精神病。他们会按法律重新判决。要知道，许多老同志不会愿意把错误的决定永远落在自己头上。
1983年7月13日
下午五点多给沈主任打电话，她说，沙飞出事时的确有病，精神不正常，但当时是聂荣臻批的，现在日本人子女还来。
 
1983年7月27日
挫折、不顺利、打击，我已经从爸爸平反一事，从多人的态度体会到了，有时真使人受不了，想甩手消沉下去，但责任心又不允许，还要打起精神，勉励自己，继续努力。
1984年2月7日
罗光达说，春节期间他与裴植二人去看望张致祥。张说沙飞问题不好办，第一，当时和平医院大夫都说没发现沙飞有精神病，没发现不正常。第二，沙飞曾给军区写信说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意即杀一个日本人算什么。罗、裴举例说明沙飞原来对日俘并不仇恨，拍的作品包括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沙飞早就有许多精神不正常的表现。张最后表示，沙飞在晋察冀摄影上有贡献、立了功，问题应解决。他答应写信给北京军区。
1984年4月15日
高粮说，杨成武亲自问聂荣臻有关沙飞的问题。聂说，四个事实，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30多年也是事实。
1984年7月7日
到罗光达家。舒同已为影集题了字。一是沙飞摄影集，一是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后面都签名、盖了章。
 
1984年8月10日
在北京军区法院章洪珊院长家，谈话者有我、陈群、章院长。
章说，沙飞问题，如果光是国内问题好解决。主要是涉外，问题就复杂了，何况时间长，人已死，诊断只能说明不正常。但这种病有间歇性，出事时是否犯病，得不出结论。
我说，病是科学问题，应依法办事，不管涉外涉内，长期拖延是不对的，你上任已一年半多，准备还拖多长时间。难道要等明年暑假来找您吗？难道这问题不应在我母亲生前解决吗？难道非拖到她死后解决吗？我母亲究竟还能活多久，这样拖对干部负责吗？陈群说，科学解决这一问题，是不会损害两国利益的，我们是主权国家，用我国的法，解决我国的问题。
到前院长曲明华家。他说，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认为是精神病犯罪。沙飞留下的笔体、文字很混乱，这不是正常人写出来的。当时办案人徐桐岗也说，当时就有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为此事我打电话给魏巍，他陪聂荣臻在北戴河写回忆录，让他了解聂荣臻的意见。他打电话回来说，聂荣臻让北京军区法院处理。曲院长说，我有一条，宁可不做官，也要说实话。
（王雁附记：1998年5月采访魏巍，他说，我跟聂荣臻谈起沙飞的问题和法院的调查。聂说可以重新考虑，以前以为沙飞是一怒之下干的事。他口头指示：“沙飞因患精神病枪杀津泽胜，应当平反。北京军区党委怎么定就怎么执行。”我转告北京军区法院曲华明院长。）
 
1984年10月9日
中国图片社会议室。吴印咸主持会议，研究如何把沙飞影展搞好。沙飞在摄影史上有功，在革命摄影事业上有功。
石少华：进城35年没办过沙飞摄影展，因历史限制，现在条件成熟。还准备出摄影集。沙飞原来搞无线电，后爱好摄影，他认为当时摄影脱离政治，他要把摄影与国家、人民结合。他是新中国摄影事业开拓者，当之无愧。他的功绩很大，把摄影艺术与时代结合起来。从他作品看到时代气息。沙飞作品始终使用，只是从不署名。当年轰动中日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是他拍的，变成中日友谊的佳话。我们在做大家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摄影界要饮水思源。对沙飞的头衔是“著名摄影家、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著名摄影记者”。
罗光达：我与沙飞相处多年，我有责任。今天讨论展出内容、展出时间、展出地点、宣传问题、谁负责、经费问题。
蒋齐生：郑景康去世前反复告诉我，要搞摄影史，说病好后一起干。他走后我抓这事。
冀连波：我是沙飞不争气的学生，举办沙飞影展我非常高兴。沙飞是我党新闻摄影事业开拓者，到解放区拍照片的人不少，但成为摄影事业，沙飞首屈一指，没第二个人，他是桃李满天下，沙飞作品是抗日战争根据地的缩影。沙飞1937年、1938年作品，我们现在一些人赶不上。他到解放区就是有名望的摄影家，他的作品鼓舞了人民。
高粮：使人感到历史不饶人。沙飞以摄影家身份到前线来，他功绩不仅是摄影开拓人，也是新闻开拓者。人民日报前身是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日报前身是抗敌报，沙飞是创始人，当时他一支笔一个人，是编辑科长；又办抗敌三日刊——子弟兵报——现在是北京军区战友报。摄影家协会不要搞平衡，要超过活人。
裴植：沙飞是摄影界的特殊人物，宣传规模要定一下，规模要大些，影响要大些。
会议几乎开了2小时，结束时我代表全家向大家表示感谢。
参加会议的还有高帆、袁毅平、苍石、辽宁美术出版社的金岩等。
 
1984年11月4日
罗光达说，工程兵副政委唐凯前两周给我打电话，说津泽胜的孩子来中国去看他，孩子在东北曾被唐凯救过。孩子说父亲是被沙飞打死的。
1984年11月5日
去肖军家，他记忆力很好，也很健谈。肖军说，你如要忍气吞声就算了，不然就干到底。他建议应多给管法制的彭真和搞纪检的陈云写信。一次引不起重视，一定要多写，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