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前我了解到要入中学、参加入学选拔考试，必须有小学毕业文凭。这就糟了。我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学期，在古晋第三小学没参加考试就退学了，哪来的文凭？我回到十七哩找了学校的董事长李芳声先生。他是个中医医生，曾在深山沟里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与我家关系不错，对我也不错。我在学校学习的情况他十分了解。当然，我在城里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时，他也十分高兴，对人家说：“这个孩子会有所成就的”云云。我找到他，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他说：“这事不难。你的成绩一直也好。我这里空白文凭有好多，我填一下，盖个章就可以的。”他正要填写，忽然停下，说要我改一下名字，理由是我那个“赖春定”的“定”字没有道理，春天芳草萋萋才是。说改为“春芳”吧。其实，我主要是要个文凭，管他叫什么名字呢。所以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李芳声先生把那张文凭填写好，盖上学校的章。可是还要盖校长李树芬先生的章，还得跑腿，因为李校长不久前已被调到乌梭中华公学去任校长了（乌梭，华人称为右手港）。

    第二天，我又返回古晋市。早上我就乘小船直奔乌梭。船上要呆三四个小时，我仍然手捧一本英文书在默读。忽然走过来一位女郎，拍一下我的肩膀，说我，怎么这么用功。我抬头一看，女郎看来蛮秀气的，打扮也不是花枝招展，年龄大概比我大三四岁。我简单说了我以前基本没念过英文，目前正准备考中学，准备一下。她说：“哎呀，中华中学的录取分可严了。学校太小，要求上中学的太多，你如果英文不行，是考不上的……”。她又说了，她前两年就没考上，现在只好帮家里做活等等。我们说话比较投机，聊了一阵子。她后来坐立不安，我问她怎么啦，她说她早上喝咖啡喝多了，想尿尿。可是船小又没有厕所。她说，没关系，快到了，憋一下，等船靠岸就好了。

    我和她说话时，旁边有两个青年在听着。等那位女郎上岸后，那两个青年对我说，你艳福不浅，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主动和你说话，你为什么不约她下次见面玩？我说：“我没那闲功夫。”那两位说起刚才那个女郎憋尿的事，就给我讲了一段有趣的事。说一次，在船上有个女孩子憋尿，走来走去，又没有厕所。有个人看出来了。就和同伴大声说，憋尿是很不好受的。但也有办法解决。就是拿根鸡毛或者小软树枝，在鼻孔里捅几下，打个喷嚏就好了。那个女孩在旁边听了，信以为真，真的去找了个什么东西捅鼻子。结果一打喷嚏，控制不住，哗的一下，裤子全尿湿了。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太不好了。那两位青年说，我看那女孩和你谈得来，也还正派，所以我们不敢讲那故事呀！

    到了乌梭，我找到了李校长，把事情一说，又把董事长李芳声先生填写的假文凭交给他。他说：“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于是拿出章子就要盖。我不好意思地说：“李先生，这可是假的呀！”谁料他给我讲了一段很有哲理的、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什么叫真什么叫假？你有这个程度，拿了一张看来是假的文凭，但那是真的。如果你没有那个程度，拿了一张不假的文凭，实际上那却是假的。文凭与真才实学一致了，假的也是真的，反过来，真的也是假的。他又说，高尔基是大文学家，这是谁都公认的。但他只念过小学。如果给了他一张大学文凭，你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光凭念完大学，拿到文凭，难道就能比得上大文豪的水平吗？

    这番话，使我多少有些内疚的心理也放松下来了。

李校长还问了我补习英文的情况。我说：反正我不敢放松。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要完全掌握小学四年才能学完的东西，困难不小呀！他鼓励我继续努力，还告诫我：上了考场，别慌，要冷静，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

随后，他盛了饭给我吃。我走时，他还送我到码头。我几乎含着眼泪向他告别的。

    顺便说一下，几年后，我在中学被学校开除后不久，李树芬校长、伍禅先生、张维刚老师等好几个人，被英殖民当局以“不需要人士法令”驱逐出境，遣返回国。什么罪，没公布。反正是“不需要”即可驱逐。这时，我们都在猜想：他们说不定是“共产分子”，怪不得这么好呢！我回国后，一直在设法打听李校长的去向。到我上大学时，才听到广州的朋友说，他的家在广东惠州师范学校。我立刻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也不知他收到了没有？如今他已是九十高龄了吧。不知是否健在？又在何处？我始终想念着他。

    考试临近了。我除了继续攻英文外，也打听到中华中学以及英文学校考试的不同日期。我知道，这次是我这个山芭穷孩子重要的一搏了。我一定要上学的。可我也怕万一考不上中华中学怎么办。古晋的中华中学是唯一的一所华文中学。我打算利用两个学校考试日期的差别，报考了中华中学再报考英文学校。可是英文学校对英文考试更严格，我这样的水平，行吗？不管它，拚了。

我于是捎口信，托人把我父亲火速叫来古晋。我父亲来到古晋后，我们在印度街晋安商店谈这件事。晋安商店是我同学贝初松的叔叔开的。我们很熟悉。我把想法谈了以后，我父亲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一直认为中国人读“红毛”（英文）书，既使不是耻辱，也是没什么用的。这时贝初松的叔叔帮了我一个忙。他对我父亲说：考不上中华中学，读英文也是好的。“玻璃厅”（英殖民政府办公室）里不是有很多华人吗？他们英文学好了，有本事的，都当上了官，每月赚很多钱的。又说，我家里困难，可以报考英文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是可以免费上学的。我父亲听到一个“官”字，又听到可以不用交学费，也就表示同意我同时报考两个学校了。报名参加考试的日期到了。我拿着文凭到中华中学去报名、验文凭。第三天，我又拿着文凭到浮罗岸西边一座教会英文学校叫圣约瑟学校的去报名。中华中学的考试，考国文、英文、算术三科。考下来，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接着过了两天，圣约瑟学校也开考了。它只考英文和算术。算术题不难。可英文却比中华中学的难多了。我记住了李校长的话：要冷静。但心里还是相当紧张的。汗都出来了。不过，我十分认真，每道题都力争不出差错。出了考场，我就骑着车回到槟柠。考完两个学校，我才感到真是太累了。倒在床上睡了好几个小时。元广的爸爸妈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天知道！

仅仅过了六七天，我就接到圣约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可是中华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还没有下来，真不知他们怎么搞的，这么慢！英文学校开学又比中华中学早好长时间，接到通知后没几天就要开学了。怎么办？我一狠心，去！于是我怀揣着通知书去报名。连购书及学杂费七元，我也如数交了。我想，不管中华中学是否录取我，反正我又有书读了！

    这间英文学校是教会学校，宣传天主教可一点也不放松。一周内没上几节正课，尽是讲些天主如何如何。我至今仍记得老师讲过的：人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生在世界是为了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老天哪，我一听就头疼，就反感。但也没有办法。老师说了，一入学先懂天主教教义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新生还不懂得信奉上帝的好处。记得，还专门为新生放映了上帝如何造人的电影。上帝捏个泥人，吹口气，变成了人，又捏一个，一男一女了，……还说，初步懂得教义后，还要到教堂，接受什么洗礼、入教。这样，就成了正式学生，可以免交学费。上帝赐给书读了。

    我在教会学校只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就接到中华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下可好了，我简直高兴得发疯了。其实，这时中学已经开学了。为什么才给我们发通知书，而且还不是马上报名开学？后来，打听清楚了：一是学校教室不够，要在中学旁边另租一间大房子作教室，以便容纳我们这个三十多人的班。二是我们这批学生虽然都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以上，但成绩参差不齐，要我们先补习一下，即先上预备班，以便试验这个班的新的教学方法，培养出高水平的毕业生。因为开学太晚，预备班实际上课只有四个多月。也许是什么试验吧，教我们的国文老师是专门请来的原古晋《中华公报》的编辑伍禅先生，他只是讲了几天课，作示范教学，英文教师请的是伦敦什么牛津大学留学的ＸＸ小姐．至于他们试验的什么新方法，我们也不晓得，只是感到要求很严。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我还记得的有：刘永明、陈河勇、黄小莹、李云芳、吴琼花、蔡子居、邢增美、何美缘、彭瑞源、贝俊南等。一开学不久，我就担任了班主席，黄小莹当了班副主席，还有其他委员，一同组成了班委员会，管理班上的日常工作。其实，这都是老师们商量后指定的，不是选举产生的。我们这个班三十多名同学，是从多少考生中选拔上来的，不清楚。反正记得参加考试时是两个大教室，密密麻麻坐满了，不少于一百多吧，也许一百八九？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幸运儿。所以一接到通知书也不告别那个圣约瑟学校，就不去了。

    记得时为1951年上半年。

预备学习约为四个月，就进行学期终的全面考试了。考的科目与正式班完全一样。中华中学考试的记分法，以主课为主。国文、数学、英文三门课为主课。每周一般上四五节或五六节。其他科目有每周两节的，如自然课，还有一节的，如体育、音乐等。你考的主课和辅课分数分别乘以每周课时，得到总和再平均，即为考试的平均成绩。所以学好主课是最关键的。如果英文考试得了80分，每周五节课的话就是80X5=400分，音乐如果考了80分，因每周只有一节课，所以80X1=80而已。同时还规定，如果主课有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如果两门不及格，就只有回家了。

我上中学之前，元广的爸爸妈妈提出要认我作“义子”（即干儿子）。我父母也同意。此事很简单，双方都各请几位亲戚喝口酒，就算妥了，自然也无需其他任何手续。说实话，义父母对我也的确很好。我上中学后，仍要我长住在他们那里。一段时间后，我母亲要我另搬出租房子。大概他们认为我上中学了，功课重，不能帮人家干活，又吃人家的饭，对方负担也太重了的缘故。于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合伙在一个铁匠家租了一间房子，自己做饭吃。不久又和五六个同学一起在另一处租了一间房子。但没多久，干妈非要我回家住不可。她说我在外住，又自己做饭吃，吃不好，会搞坏身子的。所以我又搬回槟柠了。实际上，在外边租房，又单开伙，经济上的负担是十分重的，每个月还得交十三元学费。华侨自己办的学校，除聘教师的薪水外，还免不了其他的开支，如地租以及建设贷款的归还、水电等等，都需要靠上学者交学费来解决，又没有政府的支援，更无所谓“义务教育”。

    每月十三元的学费，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负担了。这十三元必须在每月十号以前交付。过时不交，就只好让你背起书包回家了。这也难怪。你欠交，他欠交，你不交，他不交，老师们的薪水从何而来？还活不活？

    我为了尽量减小家庭的负担，只有想办法打零工赚点钱了。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打工，弄好了还确能挣点钱。干什么活也没准，只要自己能干得了，大致差不多的都干。如劈柴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五吨位的汽车原木，长约一米，直径约二十公分，劈成五六片，劈完一卡车二元钱。一天半的时间，我能挣上四元。如果每周都有这活，一月也能挣上十几元哩！累是累些，但收入不少了。有时则去砍橡胶园的草。记得一次和松哥在三哩处干了一天半，挣了七元钱，我十分高兴。零活还是有的。但要提前找。时间是个问题。象我这样需要自己挣点钱交学费的并不多。因为在城里上学的农村人不多，有的也不困难。如果找活的人多，倒可以组织起来，或让专人负责找活，成了以后，给他一定的提成就好了。

尽管这样，我平时抓紧了时间，学习成绩平时或期末都比较好。预备班我每门功课考得都不坏，英文没有问题，总平均成绩92分多。据学校老师说，这个总平均成绩是学校历史上最高的分数了。我至今仍记得的一件事是：自然课临考试前，同学们都坐到座位上了，忽然我前面一位同学问我，马铃薯根瘤的作用是什么？一下把我问懵了，回答不上来，赶紧翻书。啊，其根瘤的作用主要是吸收氮、储存氮的。过了一会儿，卷子发下来了，正好有一道关于根瘤的题。我幸运地拣到了五分。自然考试我得了100分！实际那五分是那位同学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