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当了一年左右的割胶工人后，就当起自耕农了。自己开辟块荒地，种些菜，主要是种稻谷，番薯，喂猪。那里的荒地有的是，只要你有力气。父母和我一位堂叔叔在离橡胶园不远的地方，开了荒，种地、养猪，当然也养了不少的鸡鸭之类。 我呢，继续在“七哩三合兴港学校”上学，已经开始读二年级第一册了，也叫第三册。这次我没因为搬迁而中断学习。我满怀信心，这次一定要拿第一名了。尽管信心十足，但这次还是圆不了梦。因为第三册还没有念完，日本人就侵入了砂捞越。所有学校因而全部停学了。

    据说，日寇侵占南洋三年。日本人是1945年8月投降的，依此算来，入侵当是1942年的事了。那时我11虚岁，也就是10周岁吧。不过日本鬼子来时的情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

一天下午约四、五点钟，妈妈正在切番薯藤——就是红薯苗，是准备煮熟后加些米糠之类用来喂猪的。我在小水沟里玩水，妈妈喊我回家，说是路上来了一队七八个兵。那些兵背着枪，走进我家旁边的小路来，然后又折回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晚上，不远处枪声密集，整整闹了大半夜。妈妈带着我到低洼处水沟旁蹲着。妈妈摁着我的头，不让抬高，怕子弹打着。其实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的。

原来，离我们家一英里多以外有一个红毛（我们都把英国人叫红毛）的兵营，那些红毛兵白天在日本兵到来之前就撒腿跑了。留下了几个人在丛林里，掩护大队。日本人就是在丛林里和他们打了半夜。后来听说一个人都没打着。而红毛留下的整个兵营大敞着门，里面的东西也都没有搬走。那天晚上爸爸和叔叔一个晚上都没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两人一直不停地在兵营里捡东西，一担一担地往家挑。我父亲他们挑回来的有咖喱鸡罐头、牛肉罐头、炼乳、饼干、英国的“亚三茶”，堆得满院子都是。还有“红毛灰”（水泥）、医生用的小医疗箱子，甚至还有半袋子小子弹和一支大枪。

    我特别爱吃的是咖喱鸡，当然还有各种牛肉罐头。牛肉罐头可大了，一听恐怕有三四十斤。炼乳也非常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东西，简直把我乐坏了。我想玩医疗箱子里的听诊器和手术刀等，但爸爸妈妈不让，大概认为不大吉利吧。那个“亚三茶”有好几箱，我拿出来泡，茶味很香。好，这些天我都快成富家子弟，享福了。

    捡了那么多东西回来，屋子里放不下，也不敢放在屋里。于是第二天，爸爸他们就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里搭了棚子，把东西都摆好堆起来。再用亚答叶把顶上和周围伪装起来。你走到跟前也不容易发现有个棚子哩！后来，爸爸和叔叔还时常从中拿点东西出去卖，换点钱回来。

    也许是因为爸爸时常卖些东西，走漏了消息，有红眼病者告了密。于是有一天，来了七八个警察，说我们家藏有违法的物品。其实，你丢掉，我捡来，违什么法呀！可是谁敢违抗！再说也说不清楚违不违法。警察在我们屋子里啥也见不着，就在屋子后面小树林里一寸一寸过筛子似的搜查，终于给翻出来了。于是，扛的扛，抬的抬，把东西弄走，还让我父亲挑一担子跟着走。他们刚要走的时候，我叔叔回来了，装着串门的，还对警察们说：“你们可捞着了！”他们一走，我叔叔马上爬上屋顶，从亚答下面把那支枪拿了出来就往外冲。我妈以为他拿着枪要去拼命，死死拦住。争了一阵子，才弄清我叔叔是要把枪拿到山里头藏起来，怕这些黑鬼子回来，万一给搜出来就不得了了！

    这次给搜去的东西真不少。八九个人，每个都闲不着，都出大力气搬扛。但比起原来捡来的时候少多了。一是卖了些、吃了些，二是有些东西他们不要，如“红毛灰”。不过对我们来说，损失是巨大的。我特别心疼的是那个小箱子及箱子里面的医疗器械。多好玩的东西啊！我后来还为此埋怨父亲不给我玩。

    听爸爸说，那些东西到了镇上，就放在警察局的房子里。当时就有好几个警察嚷嚷着要瓜分。爸爸看看没有自己什么事，就回家了。以后也没人再提到此事。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什么“违法”！

    我这位叔叔是我爸爸的堂兄弟，比我爸爸小十几岁，日寇南侵时不过三十岁，名叫赖总，尚未成家。听说我们在石隆门时，他也过番到了石隆门做工。我们来到七支石种地时，他也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就象一家人不分彼此。我叫“细叔”，不能带“总”字，因为是一家人嘛！又为什么不叫叔呢？这是为了和叫父亲的区别。我们把爸爸叫“叔”。南方农村，这种现象很是普遍。对父母都不叫爸爸妈妈的，据说是因为担心儿子高贵而父母命苦，怕承受不起克了父母的命，避开一点就安全了。

    叔叔的脾气也和父亲一样，急躁。家里东西被抄走后，成天骂骂咧咧，还说只要有机会，就要把那些鬼子和警察干掉。所以那支枪他喜欢得要命。妈妈怕他们出事，成天提心吊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