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本在开滦

    徐达本是唐山人，1913年生，北洋工学院肄业。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开滦工作前曾任井陉、平山县县长，晋察冀五专署专员，冀中行署、冀鲁豫行署 副主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工矿处处长、党委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业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

徐达本是1949年到开滦工作的，这年7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下达命令，派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徐达本为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

    徐达本来开滦任总军代表的历史背景和华北人民政府贯彻中央方针有关。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帮助开滦解决必需 的贷款、以实物兑换开滦煤、增加运输开滦煤量等工作的同时，经过反复研究，于1949年6月4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的开滦劳资协商会议上，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姚依林部长提出援助开滦的方案，其中第六条是由政府派遣驻开滦总军事代表，以统一各地军管会派驻开滦不同单位军事代表的领导，加强对开滦的监督工作。这次劳资协商会议后，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徐达本致函开滦矿区军事代表王林等去北京，研究派遣总军事代表人事配备、工作筹划问题，并拟出了总军事代表的职责和工作方针之草案，即“兹对开滦矿务局派遣军事代表团，凡有关生产业务、运销、福利，以及属于该局范围以内之一切事项俱由军事代表团根据人民政府法令与政策加以监督与必要的指导，查开滦矿务局为华北解放区主要企业之一，占供应华北华中燃料之重要地位，亟应在人民政府之领导下，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向前迈进!”

    在完成派遣总军事代表筹备工作后，1949年7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委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蔡树藩发出联秘字第二号令，其令全文如下：

“为派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由

令开滦矿务局、本府公营企业部、徐达本

兹派徐达本为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及华北军区与开滦矿务局建立密切联系，监督开滦煤矿生产、运销工作，监督人民政府援助开滦的物资在职工间的合理分配，协助开滦煤矿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以达发展生产之目的。

希即遵照!

此令。”

    1949年7月14日，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徐达本到达唐山视事。7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办事处关防。7月16日，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办事处在唐山开滦92号房办公。8月22日，该办事处迁到开滦25号房正式办公。同时，以该办事处的名义通知唐山市和国家人民政府机关部门知晓“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办事处”机构正式成立，以便进行有关联系工作。天津开滦矿务总局机关迁到唐山矿区后，1950年12月15 日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办事处迁到矿区开滦办公大楼，与矿区军代表办公室合署办公。至国家代管开滦后，总军事代表办事各组织机构部门和工作人员统一调配到开 滦煤矿总管理处有关部门单位。

    现在，在开滦博物馆第四部分的展陈中，陈列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任命徐达本为总军代表的命令原件。在这件珍贵文物前，常有参观者驻足仔细观看，感念60多年前的难忘岁月。

   1996年，为编辑出版《中共开滦党史大事记》，我曾到北京南锣鼓巷的徐达本家中登门拜访。在这次拜访中，老部长为我找出了1949年10月开滦党组织公开的现场会照片，并介绍了开滦党组织公开前后的一些历史情况。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10月26日，摄影者不详。从照片的画面看，这是一张会议照片。照片上方清楚地显示了会标，从右向左17个字依次是：“中共开滦唐山矿党委第二支部公开大会”。照片中间是主席台，里边的幕布正中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领袖画像两侧悬挂着两面党旗。主席台桌子后站立讲话者即 徐达本同志，台下坐着众多的与会者，其中许多人戴着当时流行的宽檐礼帽。据开滦党史资料记载，1949年10月19日，中共唐山市委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 支部的决定》后，开滦党委经过认真准备，决定首先公开条件比较成熟的唐山矿第二支部。10月26日，开滦党委在唐山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党组织公开的现场会，徐达本同志以开滦总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唐山市属各区及各矿的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及部分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群众代表还向大会献了锦旗。 开滦最早的党支部是建于1922年的唐山矿支部，之后，开滦各矿相继建立党组织。党的活动当时是处在秘密之中，但战斗在开滦矿区的共产党员们都异常活跃， 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历史贡献。1949年5月，开滦党委正式组建，但党的组织仍未公开。这次会议是开滦党建工作的转折点，即党组织由秘密开始转向公开。这张照片不仅因记录了此次活动而弥显珍贵，而且也是目前征集到的反映开滦党建历史的最早的照片，也堪称“开滦之最”。

    按照原来的采访计划，得到了珍贵照片，又听到了亲历者徐达本亲自介绍的第一手资料，真的有点喜出望外。看到老部长身体和记忆力这么好，我又趁机提出，希望今后有机会听老部长回忆一下1949年至1952年人民政府代管开滦期间的一些历史细节。因为这期间，有刘少奇来开滦视察、取消包工大柜、开滦总局迁唐、 改造旧矿警组织、英方总经理裴利业卷款逃跑、镇压反革命罢工和军管开滦、人民政府代管开滦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徐达本听我提出要求后，回答说，你对研究这些问题感兴趣很好，我也在回忆和搜集这些资料，以后可以详细的谈一谈这些开滦历史。后来，我和徐达本老部长通过几次电话，就有些历史情况的重要内容向他请教，而详细谈一谈这些开滦历史的当面聆教终未遂愿。200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二编部王玉强处长率摄制组来开滦拍摄《刘少奇和新中国》 电视文献片，当完成开滦拍摄任务后，王玉强处长让我推荐几位熟悉这段历史的老同志。我说，当时亲自接待少奇同志视察的现在只有刘辉同志健在了。当时的总军 事代表徐达本虽然没有亲自接待刘少奇视察，但他是那段历史的重要亲历者，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处理都留下了总军事代表的历史印记，你们在北京也可以采访一 下。摄制组听到这个信息后非常高兴，一起来的摄制组总编导李安东将军立马催我快点联系。后来，摄制组在北京顺利地对刘辉、徐达本进行了采访和拍摄。中央电视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播出了这部10集大型文献纪录片。

    徐达本在这部文献记录片中有同期声的影像出现，讲述了他来开滦时的历史情景，那时正是开滦最困难的时候。唐山解放之初，由于战争的影响，开滦的生产经营遇 到了严重困难。矿区东部滦河大桥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交通阻隔，煤炭难于外运，资本家表现出十分恐惧和消极。早在1948年1月，英国驻华领事馆即密 电开滦英方总经理裴利耶:“军事形势恶化”，令其将非主要人员撤离矿区。5月，开滦资本家将一批重要物资由华北运沪。10月22日，即停止发给职工面粉。 1948年12月10日，以形同废纸的金圆券，发给矿区职工一个月的工资。这些都对解放后的生产和职工生活造成了困难。

    194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关于开滦问题题给华北局的指示》，明确指出:“首先应该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煤 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中央的指示，为解决开滦问题指明了方向。3月13日通过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从 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晴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 党”。根据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对开滦的生产和经营进行援助。

为帮助开滦渡过困难，中央、华北人民政府及开滦的党组织、总军代表办事处、工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是争取到人民政府的大量援助，使开滦得以渡过困难。解放前，矿方即积欠职工面粉50天，解放后，矿方仍无力发薪。1949年1、2、3月，货币工资未发，工人只凭煤、面票换粮食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面，华北人民政府在既要支援前方战争的需要，又要渡过严重灾荒，政府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给开滦面粉46．8万袋，布8．5万匹，现 款51．8亿元，换开滦煤71．3万吨，另贷款12亿元。同时，在铁路运煤、纳税、出口、采购窑柱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协助与优惠。

    1950年初，物价暴涨，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紧张，职工生活极度困难。3月23日，唐山市总工会借粮200万斤救急，4月中旬，全国总工会借面粉15万袋支援开滦。4月21日，贸易部、燃料部在北京召集开滦与中煤公司开会，签订开滦与中煤公司购销合同，划分市场，决定开滦煤独家出口。自7月 份起，平均每月出口七八万吨，开滦职工生活始有保障。

    1950年，政府供给开滦面粉130万袋，杂粮614．8万斤，现款298．8亿元，换得开滦煤99．9万吨，现款购煤18万吨，全年贷款571．9亿元。

    两年来，人民政府不惜牺牲，大量积压存煤，多方筹集物资救助开滦。政府的援助，相当每个职工每月的全部面粉和半个月的工资。另半个月的工资和生产费用，则依靠出口的收入来解决。正是靠了政府的援助，开滦才渡过了解放之初最困难的时期。

    此外，徐达本领导的总军事代表机构帮助矿方进行企业内部改革，减少开支，也是缓解产销矛盾，渡过困难的重要一环。

    1949年5至8月，开滦进行了取消包工大柜工作。四个月内，矿区取消了57个包工大柜，成立了工人自包生产合作社，调动了工人生产积极性。

    1949年9月，开滦矿警总所改组为开滦公安总队，由1400人整编为900人，并加强了党的领导。

    1949年10月，开滦党组织公开，党在群众中建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1949年下半年，开滦在劳方的强烈要求下，进行职员减薪。在旧开滦的工资制度 中，职员与工人差距悬殊。按各类职员的平均工资与矿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对比，高级职员为工人的20．9倍，高中级为8．06倍，中级为2．75倍，低级为 1．4倍。工人对此极为不满。9月中旬，由劳资双方和军代表组成的9人委员会商讨改正待遇制度的问题，决定职员工资采取累进递减的办法。这次改革，使工人职员间过分悬殊的问题得到初步调整，开滦减少了开支。

    1950年4月29日，劳资双方举行谈判，做出了总局迁唐，各经理处缩减人员，以及开除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居高位拿高薪在生产上不起作用的人等七条决定。

    1950年8月16日，开滦总局机关由天津迁唐山，总局机关有1000多人转业和解雇。随后矿区又进行了劳动组织的整顿工作，使劳动组织更趋合理。

    两年来，徐达本领导的开滦总军代表机构，认真贯彻了中央维持开滦生产，维持开滦职工生活的方针，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方针，落实了中央对开滦若干问题的决策。在政府的全面援助下，团结全体职工，克服了困难，渡过了解放初期的暂时困难。

    与此相反，开滦资本家尤其是英方资本家却采取了消极观望态度，甚至时刻打算放弃经营，收回其所谓 "投资"和资产。

    英方资本家所采取的消极态度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预料到解放后的开滦不可能容忍他们再随心所欲地攫取高额利润。因此，他们后来便采取了由消极经营到放弃经 营的对策。英商开平公司曾两次指示其代理人裴利耶向我政府提出有偿接管其在开滦之权益。裴利耶则一次面见、三次呈文我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主要负责人， 要求与我商洽撤让权益的具体办法。滦州公司在接到开平公司提出的“撤让权益”之要求后，于1950年1月25日举行董监事会，形成决议案，同意开平公司 “撤让权益”。

    1950年3月28日，裴利耶又致函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呈请开平公司"撤让其权益与资产"事宜。4月17日，裴利耶致函中燃部部长陈郁，再次提出“撤让权益”事宜。

    自英方提出撤让权益后，在我政府尚未做出答复之前，于1950年6月裴利耶利用在日本洽谈出口滦煤的机会，借口收到中方总经理余明德按 "劳资协议"令其将 "开滦在英之伦敦存款调回中国"的通如，他本人声称此事"顺回英国与开平董事商谈"，6月16日从东京取道香港飞往伦敦。回国后，随即背弃对我政府之诺 言，将只准用于购买矿用器材之售日7万吨煤款，及开滦原在英之全部伦敦存款予以扣留。而其本人溺职伦敦，不再来华，给我方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51年1月4日，开平公司借口未接到中国政府关于开滦矿照展期的通知，通告滦州公司终止裴利耶为开滦英人总经理之合同。至此，开滦英人置开滦经营于不顾，擅离职责，妄图使开滦瘫痪。

   1951年1月20日，滦州公司呈中央人民政府函声明:开滦之组织及业务之进行照常有效，不受开平公司终止英人总经理合同之影响。

    滦州公司对开平公司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也甚为不满，曾向开平公司提出抗议。然而滦州公司对开滦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也是无力回天的。为此，1952年4月 8日，中方总经理余明德代表滦州公司董事会，致函总军事代表徐达本转呈中央，急切要求政府派员管理开滦。其函全文如下:“明德自1949年1月受滦州矿务公司之托，承乏开滦总经理与英方总经理裴利耶共同负责办理局务。彼时经济困难达于极点，积欠职工薪资为数甚巨，幸赖我人民政府大量贷款，收购滦煤，接济职 工生活，解决材料困难，始得勉强生产。不意值此严重关头，英方总经理裴利耶竟将开滦存英款项及输日煤款，非法扣留，复于1950年假借赴日接洽煤斤出口事宜，逃避英伦，对开滦生产及职工生活所应负之责任，置之不顾。继而开平公司又撤销其总经理，开滦联营组织无形解体，局务陷于瘫痪。加以开滦机构及管理制度 十分腐败，使生产经营无从改进，积欠国家巨款及职工大量薪资，均急待清偿，以致困难愈陷愈深。长此拖延，势将难以收拾，国计民生，均受其害。明德责任所 系，既未能善筹于前，又无力挽危于后，与念及此，无任惊惶，辗转思维，迄无良策。经向滦州公司磋商请示，亦无妥善办法，惟有据实陈明，吁请人民政府派员管 理，迅加改革，并清理各项债权债务，于公于私，均有稗益。为此，披沥陈言，惟祈鉴察，赐予转恳中央俯准，迅赐施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中央人民政府收到开滦总经理余明德的申请后; 郑重决定代管开滦。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鉴于开滦问题较复杂，有详加研究之必要，曾于1950年 8月，约集外交部、中财委外资局、私营企业局、煤矿管理总局、开滦总军代表办事处等单位派员共同组成开滦问题研究会。根据各方搜集和研究得到的资料，多次 集会探讨，一致认为开滦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新中国建立时，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于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既然开滦由国家经营早已在国家大法上确定下来了，因此，建议人民政府将历史上被英商开平公司攫取的非法权益予以撤销。至于英人在开滦的财产，经清理之后，应抵偿其在开滦对我政府之负债。当中央收到开滦申请政府派员管理的报告后，对开滦 采取由政府代管，并清理其财产的决策就确定下来了，并电告开滦提前做好政府代管开滦的准备工作。

1952年5月14日，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李范一、刘澜波下达了代管开滦的命令:“兹经呈奉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52)财经外字第2号命令:查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余明德所陈各节，确实实情，为发展开滦煤矿生产，保障开滦职工利益，特决定:

一、接受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余明德及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请求，开滦矿务总局即着由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代管。

二、指定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徐达本，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周叔韬，前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余明德，中国交通 银行总经理张平之等五人，组织开滦煤矿财产清理委员会，并以刘澜波为主任委员，徐达本、余明德为副主任委员，负责进行开滦煤矿财产的清理工作。

三、组织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在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领导下，负责代管开滦煤矿企业，并派徐达本为总管理处主任，范文彩为副主任，除任命通知书另案办理外，希即组织成立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并进行工作。此令。”

代管的命令于5月15日下午在开滦各矿厂同时公布。命令公布后，各矿厂宣传队利用广播、演剧、腰鼓队等多种形式向职工报喜，向矿区群众传达人民政府 代管开滦煤矿的消息。各矿厂分别召开了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代管的意义、方针、政策。徐达本、范文彩还亲自主持召开原开滦矿务总局高级职员座谈 会，高级职员们认为国家代管开滦是合情合理的，并表示要把自己的技术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2年5月17日，开滦煤矿在唐山市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国家代管开滦。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到会宣读中央人民政府代管开滦命令，而后发表了重要讲话。陈部长肯定了开滦工人阶级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和所取得的重大成绩，阐述了保护国家资源、发展开滦生产、保障职工利益、使开滦矿工成为矿山主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开滦以后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人民政府代管开滦之后，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开滦工人阶级真正翻身作主，成为矿山的主入; 使开滦这座矿山焕发了青春，成为国家经济建 设的重要能源基地。历史己经证明，党和政府在代管开滦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952年12月，徐达本调任中央燃料工业部任副部长，离开了已经工作了三年的开滦。徐达本离开开滦后，仍然十分关心开滦的发展建设，在他担任中燃部副部长和煤炭部副部长期间，多次来开滦调研和指导工作。 1958年9月1日，他和张霖之部长一起，陪同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视察了开滦唐家庄矿。徐达本同志离休之后，曾几次到开滦来，和开滦的领导及老同志 座谈，关注开滦的建设和发展，至今，开滦和徐达本熟悉的老同志仍然很怀念这位为中国煤炭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