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顼（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

解放后周立波以益阳乡土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一向被视为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他的《山乡巨变》被称为合作化小说。尽管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周立波以益阳乡土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却很少有人从乡土小说的角度来界定周立波的这些小说。更少有人从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中来考察周立波这些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周立波解放后以益阳乡土为背景所创作的小说，不仅具有“乡土小说”这一概念所要求的一般性特征，是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突出代表，同时也是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乡土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平凡的意义。

一、突出的乡土小说特征

中国“乡土小说”的概念，是现代文学时期确立的。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的：“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1]鲁迅先生还认为： “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2] 关于乡土小说的特征这一概括，是一种比较狭义的特指性概括，因为这基本上是鲁迅先生在归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部分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定义，是对当时的这类小说创作上共同特点的说明，是一种特指的概念。而不少文学史书则又以鲁迅先生的概念为依据，对乡土小说的特征进一步解释为“情调凝重，气氛郁闷，节奏缓慢，情节简单”，“渗透着‘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故乡的怀念，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绘，对故乡日益衰败的慨叹”[3] 等等。其实这些解释是对现代乡土文学具体作品内容所进行的描绘性解说。我们认为乡土小说应当是以地域风土、民情习俗、民间文化的指向，是乡土文学的核心内容和最本质的特征。尽管人们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特点，作了上述的种种描绘，但是，那些小说都离不开的一些根本因素还是它们的地域特色，乡土风情和民间文化的指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般意义的“乡土小说”除了小说撷取的乡村题材可以属于乡土小说外，事实上描写某些小城镇的小说也都归入乡土小说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小城镇的文化主要渗透了农业文明和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现在界定描写小城镇故事的作品的乡土性，是以它们的文化精神为依据的。如凌宇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说：“所谓‘乡土小说’，是指以故乡农村或小市镇的生活为题材，着力于风土人情的描绘，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小说。”[4] 其实古代的“乡土”本义，是“家乡、故乡”的含义，乡土的其它意义是这一核心意义生发出来的。故“乡土”的本义，并不与“农村”等义，因此古代的“乡土、乡里、乡国”都是故乡、家乡之义。古代同一郡的人都称为同乡。这种意义至今也用，凡是同县、同市、甚至于同省的人到了外地，就都称之为“老乡”。 “老乡”中的“乡”字正是使用的乡土的本义。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乡土地理教材，也就是上至省区，下至市县的地理教材。“乡”只有在“城乡”对举之时它才显明地具有了农村的含义。所以乡土小说的第一含义应当是它具有故乡意义的地域性。鲁迅先生被称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辟者，他的《故乡》、《祝福》等小说就是描写的故乡小镇的故事。可见“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是各有内涵的概念，并非凡农村题材小说都能叫做乡土小说。

界定“乡土”含义的第二个依据，我们认为是地域文化中的民间性（民俗性）。乡土民俗和民间文化是“乡土”这一概念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既能体现乡土传统的某种恒定性，又能够体现乡土的变化性。任何民间风俗总是处在传承与发展的不断变化之中，从而使民间性的生活方式，留下传统的传承性与时代的变异性的影子。小说创作的乡土性追求中，必然要求通过对乡民生存自在状态和他们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描写，体现出地域民间因素的这种稳定性和深入性。乡土小说虽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政治影响，但是这种反映往往是侧面的、背景性的。这类小说中人民的生活往往不处于时代政治的中心旋涡。这类小说虽然能够折射出时代政治的影响，但是人们的生活基本处于传统习俗、民间文化制约下的自然状态，是一般的老百姓最恒常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状态。

我们认为周立波以五六十年代益阳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充分具有上述乡土小说的一般性特点。陈思和在他的《当代文学史中教程》中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称作“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这一说法我们觉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周立波小说创作的民间性特征。

首先，周立波以益阳乡土为背景的小说中所显示的益阳地方特色是十分突出的。每篇小说都是一幅幅地域色彩鲜明的益阳山乡画图。如《腊妹子》中作者描写腊妹子的家说：“那是一座稻草盖的小小的茅屋，靠山临地，屋后是一派青苍翡绿的竹树，屋前是一口池塘，经常满满储一塘清水。屋里只有两间房，一间是灶门，一间是堂屋，饭屋兼卧房。这间独一无二的大屋，东西架有两张床，中间摆着一个红漆大柜，把它隔成里外两小间。……”[5] 这里房屋所处的环境，房屋的格局和房间的利用，屋内家什的摆放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益阳乡民居住情形的典型性的描写。又如下篇《早起》中对益阳山乡早春气息和景象的描写，就把南国山乡早春季节气候温暖，雨水充足，阳光明媚的特点生动的描写了出来，显示出南国山乡与北方迥然不同的景象。

周立波以益阳为背景的小说乡土性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作家对于地域农业文化影响下，益阳乡民自然生活状态、生存方式的描写。他的小说很注意尽量地贴近百姓生活的原生态，突出地描写老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面是农民的浸种育秧，犁田养牛，积肥除草等等。因为这些也是最能体现乡土特色和地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农业生产的内容、方式、技术，生产的手段与生产工具等等，往往与地域的自然地理——气候、水文、土壤、海拔、地形等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会将这些客观因素通过某种转化而形成不同乡土的人文因素，诸如风俗习惯、婚丧礼仪、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总是紧紧和物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周立波很注意通过生动细致地描写乡土农事，来充分显示他小说创作的乡土性追求。他以益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差不多都是对益阳乡民的生产、生活及日常生活中民俗文化的描述。我们看一段表现益阳居室文化的例子：“邓秀梅远远望去，看见一座竹木稀疏的翡青的小山下有个座北朝南，六缝五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的偏梢子。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显得格外的耀眼。”“走近禾场，邓秀梅看见，这所屋宇的大门两边，还有两张耳门子，右边耳门的门楣上题着‘竹苞’，左边门上是‘松茂’二字。……进了门头子，里边是个小小的地坪。……麻石铺成的阶矶，整齐而平坦。阶矶的两端，通到两边的横屋，是两张一模一样的月洞门，左门楣上题着“履中”，右门楣上写着“蹈和”，都是毛笔书写的端端正正的楷书。”[6] 这正是那个时代及以前益阳山乡有钱人的典型民居。又如《下放的一夜》中，下放干部王凤林被蜈蚣咬了，乡民们男女老少立刻就来了一大群，都关心地想给王凤林一点帮助。大家在没有什么办法时想到了七十多岁的卜妈。卜妈听了后，立刻要大家去捉一蜘蛛来吸毒，可是蜘蛛嗅到了王凤林患处先前涂的磺胺和达姆膏的气味，不肯吸毒而爬开了。卜妈立刻叫人用剪刀剪破了一只雄鸡的鸡冠，用鸡冠血给王凤林涂在患处，立刻就好了。接着小说又以此为话题，离开故事的发展写了一大段男女老少对于有没有蜈蚣精的讨论等等。这些描写正是当时乡村社会生中乡民去除病痛的常用方法和常有的民间传闻。

周立波小说乡土性追求的又一表现，是他对乡民生活中民间信仰甚至残留的迷信观念的表现。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用了很大的力量来破除迷信，尤其是在党员和干部中，差不多做到了没有人敢公开信迷信，在一般群众中，信迷信也是要受到批评的。但在当时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信迷信的人还是很多。周立波虽然是一个具有唯物论的科学头脑共产党员作家。但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真实表现生活的创作态度，又使他不能不如实地反映生活的客观现实，所以在周立波的小说中经常会反映当时民间大量存在的民间信仰和迷信观念。如《盖满爹》中由于遇到了老天干旱，一个有迷信思想的农民就责怪盖满爹说：“上回，我跟盖满爹讲，我们缴伙打场雷祖瞧好吧？他说，‘有什么雷祖啊，不要再信那些了。’不信，就没得了？记得鬼子来的头一年伏天，天上和天翻的雨，又打雷，又扯闪，雷公把栗树坪的两棵松树劈开了，还烧死了一个躲雨的过路的客子，用朱笔在他背上写了两行字：‘不敬神明，天火烧身。’”[7] 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写到了乡民不少人相信狐狸精变成美女为人做饭的故事；短篇小说《下放的一夜》中写到了不少人相信蜈蚣精怪变成花容月貌的年青女子噙死年青男子的故事，以及乡民中传说如果遇到了蜈蚣精变的女子应当如何对付等等。虽然作者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来表现的，却客观地写出了乡民中普遍存在的迷信观念。

周立波的小说体现益阳民俗文化的又一方面，是对益阳山乡岁时节日的描写。如《山乡巨变》中他写陈先晋过春节时每年“封财门”和“接财神”的礼数：“每到大年三十夜，子时左右，总要把一块松木材打扮起来，拦腰箍张红纸条，送到大门外，放一挂炮竹，把门封了，叫做封财门，守了一夜岁，元旦一黑早，陈先晋亲自去打开大门，礼恭毕敬，把那一块松木材捧进来，供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里。柴和财同音，就这样，在陈先晋的心里，财神老爷算是长期留在自己家里了。”[8] 发财是每一个农民一生的期盼，益阳农民尊奉财神很普遍。他们不仅在正月初一把财神迎进来，而且在正月初十，甚至十五之前，连家里的垃圾，都扫在屋角里，轻易不倒出去，怕失财。小说中对益阳年节礼俗的描写是很地道的。

周立波以益阳乡土为背景的小说正是这样从各个方面写出了乡民的生产、生活、信仰与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乡土文化因素，从而使他的这类小说成为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突出代表。

二、面貌独特的社会主义乡土小说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虽然具有乡土小说的一般特征，但是他的乡土小说又具有不同于现代文学时期乡土小说的社会主义时代特征。这种特征把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与一般乡土小说区别开来，而成为他乡土小说的独特之处。因为周立波的小说毕竟产生于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当时还有许多偏远的乡村是国民党的政治势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是影响很弱的地方，因而二、三十年代能够产生那些很少受现实政治影响的，呈现一种自然状态的生存环境。现代作家可以接触到这类少受时代政治影响而受宗法习俗制约的乡村社会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乡土作家提供了描写的现实依据。他们笔下的乡土社会可以较少地涉及当时的现实政治，而突出地描写乡民自在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描写乡民们从往古的传统中因袭而来的风俗习惯。那么，解放以后这样的地域空间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已经完全达到了除台湾与港、澳以外的一切国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领导是全面而深入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再找到一片不受中国当代政治影响的所谓自然状态下的故城乡野，那种所谓完全纯化的乡土小说已经失去了产生它的现实土壤。中国当代的乡土小说家只能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中来尽力挖掘乡土文化的因素，以保持乡土小说的血脉在新时代的延续。这样就构成了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时代政治性与乡土民间性的一种新结合。这种新的结合，是解放后中国乡土小说发展的一种必然模式。时代的变迁使一切作家都不可能沿着旧时代的创作之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作家、共产党员作家，周立波更不可能完全像现代文学时期那些无党派作家那样，离开时代主潮，去专门写那些偏远的很少受时代潮流影响的人们自在的生存状态。这是他的世界观、创作观决定的。正是因为上述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周立波所描写的乡土生活就必然与现代文学时期某些乡土作家的“乡土小说”区别开来而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特征。

解放以后，在社会政治空气浓郁的时代环境中，由于周立波强烈的乡土文学创作追求，使他在创作中没有贴近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潮，而着重去描写当时乡村中的娶妻嫁女，求神拜佛，敬神敬祖，谈妖说怪，或乡民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等等。所以在他以益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影子，甚至在他对乡土民间性特色的强烈追求中客观上淡化了当时浓烈的政治空气。如《民兵》中写何锦春唱山歌，就说他新民歌不会唱，只会唱过去流传下来的旧情歌。小说写于1957年，这时的年轻人真正不会唱新歌的是很少的，何锦春是一个思想积极又爱唱歌的青年，他的未婚妻还算当时很有文化的一个初级小学的女教师，按理说何锦春是不应当不会唱新歌的，但是周立波却把他写成不会唱新歌的人。这就是因为周立波要借“不会”来凸现他小说中乡土性的民间文化因素。尽管如此，在《山乡巨变》这部长篇中，他却不能不受时代政治的影响，描写了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只是我们又应当看到，在这么一部长篇中真正有阶级斗争意识和警惕的差不多只有邓秀梅一个干部，加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少数几个民兵。其余人等，包括支书李月辉、社长刘雨生，甚至区委书记朱明都是只抓合作化，抓生产的人物。但是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周立波小说中的这些具有浓郁民间色彩的生产、生活故事，总会置于当时现实政治的背景之下。这样，周立波一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乡土生活中浓郁的民间意识和乡民恒常自在的生活状况，又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时代因素对于乡土生活的一定影响。如每当小说中写到某些乡民的落后思想，迷信观念时，总会有干部或年青人站出来批判。因为乡土生活完全不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客观的。这种影响使他的乡土小说显示出一种独有的当代特色。这正是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时期的乡土小说之处，也是周立波乡土小说的独特面貌之所在。在时代性与乡土性的结合中，周立波应当是处理得最好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以益阳为背景的小说向来被称为“南国山乡的风俗画”。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周立波的这些小说是新中国时代背景下，继承现代文学传统发展起来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突出代表，是现代乡土小说衣钵传承和发展的正宗。

尽管我们认为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中有着强烈追求“乡土性”、“民间性”的自觉，但是我们又不同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周立波是有意以民间文化、民俗因素来消解时代政治的因素。我们认为周立波作为一个革命几十年的人民作家，他绝不会在思想上有这样的主观意图，这是不合一般逻辑的错误推断。但是，周立波创作自觉指向乡土性、民间性的强烈意识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使他的这类作品在不经意之中，客观上获得了淡化了当时过于浓厚的时代政治空气，以及当时所要求强烈突出的阶级斗争主题的表达。在当时普通乡民的实际生活与思想意识中，阶级斗争觉悟并不是当时有些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高。真正从普通乡民的生活实际出发，周立波在小说中对阶级斗争的描写，倒是比较本真地接近了当时生活的实际。我们应当承认当时社会生活中确实还存在阶级斗争，不过阶级斗争形势的那种严峻、尖锐、复杂、激烈的描写，确实有不少是经过当时的政治凸镜放大了的事实。周立波在他的乡土小说中也描写了当时社会上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却并不去过分地夸大，比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从而真实地接近了当时社会乡土生活的本真。如果套用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切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胜利之一，是周立波文学创作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三、周立波乡土小说的历史地位

我们认为周立波的乡土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一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时期，尽管乡土小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但是全国解放后，这个文学流派却基本没有被提起，“乡土文学”似乎已经成为逝去的历史。解放以后的三十年中，“乡土小说”、“乡土文学”在年青一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言辞中基本消失。“乡土文学”已经被“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这样的名词所代替。事实上解放后的“农村小说”或者“农村题材小说”，也大多不具有“乡土小说”的性质。解放后的三十年中，当代真正称得上“乡土小说”的作品是很少的。偌大的中国自觉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或有这种自觉追求的作家。屈指可数的只有赵树理、周立波、刘绍棠等少数人。尽管“山药蛋派”、“荷花演派”、“茶子花派”、“岭南派”等少数流派中的一些作家学习这些派别中的领军人物，有意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说；但是在“十七年”时代这些作家并没有都走向成熟。他们大多都以反映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创作方向为己任，很少有人自觉从乡土文学的角度确定他们的创作追求。

周立波以益阳乡土为背景的小说是“十七年”时期为数不多的最具有地域特色、民间特色的乡土小说作品。由于“乡土文学”、“区域文化”、“地方特色”这类理论当时并未在文学界提出，所以从理论上，周立波也未谈到过关于乡土文学的问题；但是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民间性审美标准的认同和肯定，对于“方言文学”的肯定，实际上也就代表了他对于乡土文学的态度。如他在《生活、思想和形式》一文中说：“过去我在鲁迅艺术学院教‘名著选读’，选读中国的东西太少了。这是偏向。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其实土香土色的东西常常是好的……”他对“土香土色”作品的喜爱，倾向于民间审美接受的创作指向，正是周立波小说创作乡土性的追求。在这方面他和赵树理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执着于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乡土小说这个词既不被提起，人们一般也没有这样的创作自觉。所以乡土小说在整个“十七年”时期是很不发达的，这一支脉的发展甚至已经到了难乎为继的程度。正是由于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的努力，才使现代产生的乡土小说传统在“十七年”时期有了微弱的延续，也真正给“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园地增添了新的风景。

周立波乡土小说的创作，在湖南文学的发展中影响尤其巨大。评论家刘洪涛先生曾说：“湖南乡土文学在近一个世纪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传统，这就是沈从文传统和周立波传统。”[9] 我们认为刘洪涛这段话不仅很有见地，也对湖南文学的现当代传统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在解放以后的湖南文学界，周立波确实是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个重要作家，他影响、培养了一批年青作家，开创了湖南具有鲜明乡土特质的文学流派——茶子花派。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湖南作家，如孙健忠、谢璞、刘勇、萧育轩、周健明、谭谈等，一直到新时期出现的韩少功、古华、叶梦、刘鸿伏、刘春来等作家，都明显受到了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影响。谭桂林先生指出：“30年代的沈从文模式与50年代的周立波模式曾经提供了极富启示意义的历史参照物。近十年来湖南对于乡土文化的不同形态的关注与摹写，都是不自觉地对沈、周的师法开始，最终仍在沈、周模式中找到归宿的。”[10] 我们检视文学湘军在解放以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他们的创作风格，确实能在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影响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他们的影响确实贯穿了湖南文学发展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不仅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受到了沈与周的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湖南当代作家群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实际上是复合的，很难说他们只接受了沈从文传统，或周立波传统的单一影响。正是在他们所开创的两个传统的共同哺育下，湖南的乡土文学才会在二十世纪有长盛不衰的发展。尤其是在解放后的近三十年中沈从文退出文坛之后，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真正给五、六十年代的湖南文坛和作家以直接影响的就是周立波。他的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不仅成为“十七年”时代湖南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土小说中的杰出作品。

我们还应当看到，周立波的社会主义新乡土小说的创作，打破了现代文学时期“乡土小说”的固定范式，拓展了乡土小说题材与艺术的空间。他的具有社会主义时代色彩的新乡土小说，打破了现代文学时期那种伤感的乡土小说模式，摒除了现代文学时期所认定的“乡土小说”中一些次要的现象特征，显示出了崭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周立波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很好地将小说创作的乡土性与时代性结合了起来，为当代新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比较成功的范例。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理性认识到这些小说属于乡土小说，甚或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把周立波的小说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但是，不少评论家都看到了周立波小说中的地方特色、民间因素、方言运用等等特色。这就说明对于周立波小说的乡土特色，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认识，只是我们的文学史家还没有将他的小说归入 “乡土小说”和“乡土文学”的范畴，而定格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之中。这正如在二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形成创作风气之前，并没有人将鲁迅创作的《故乡》、《祝福》等小说归入“乡土小说”的类别，后来却认识到鲁迅的这类小说不仅是正宗的乡土小说，而且是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一样。周立波以故乡益阳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不仅是湖南乡土文学的源头之一，也是整个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杰出代表。周立波在乡土小说创作中的实践，及其取得的重要成就，不仅为“十七年”时期的乡土小说的创作延续了香火，也为新时期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先河，成为承接现代乡土小说衣钵，开启新时期乡土小说传统的重要一环。所以周立波在“十七年”时代的乡土小说创作，在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发展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语》《鲁迅全集》第6卷，第255页。

 [3] 程凯华等主编《中国新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4] 凌宇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2版第119页。

[5] 《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46~347页

[6] 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38页。

[7] 《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13页

[8] 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148页。

[9] 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 版，第11页。

[10] 谭桂林《寻求与创作主体的精神共振》《芙蓉》1991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