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恽逸群的崎岖人生
发布时间：2010-12-09 16:16:59
发布人：
天堂墓匠
1949年5月，伴随着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手握笔杆的恽逸群又一次来到了上海。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党组织已确定《解放日报》作为新上海的第一家党报。解放大军尚未进入上海市区，以社长范长江、总编辑恽逸群为首的报社骨干便忙碌起来，从物色人才、拟定方针，到采编新闻、排校印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报社同仁从上到下，每天的睡眠时间都很少。上海解放第二天，硝烟尚未散去，崭新的《解放日报》便立即出版了。陈毅市长十分高兴。叫秘书打电话到报社慰问：“报纸出得快，同志们辛苦了！”
范长江不久调往北京，《解放日报》的工作由恽逸群全权负责。他当时身兼多职，日理万机，被同行称为“新闻界里最忙的人。”
正当恽逸群倾注全力推动新闻事业向前发展之时，《解放日报》漏登一条新闻突然使他罹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别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开始了“冷战”。美国积极扶植日本势力，企图把日本作为远东地区的反共基地。为了反对美国的图谋，中苏两国领导人选定1951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时，互致贺电，重申反对武装日本和加强团结、保卫和平的决心。于是，9月3日各报的头版头条，都登载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互致贺电的电文。令人惊诧的是，唯独当天的《解放日报》只登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却没有斯大林致毛泽东的那份贺电。
这一失误非同小可。有关党政领导通过电话、电报向《解放日报》提出质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更是怒不可遏，当即责令恽逸群以个人名义登报检讨，并指派专员坐镇报社，大大小小的检查会接连不断，报社内部犹如遭受了一次“八级地震”。
经过多方核查，弄清了事故的原委：9月2日晚间，新华社先发出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报社编辑接到后随即编发。当晚十二点多，新华社来电宣布截稿，夜班编辑便回宿舍就寝。不料凌晨三点钟，新华社又补发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报社收发室夜班人员签收后，以为这份电讯稿大概今天不用，就搁在一边，没有按规定及时通知报社领导。新华社上海分社当时曾通知过《解放日报》电话间值班人员，他们又未能转告编辑部。几个环节的疏忽，终于造成了这一重大责任事故。恽逸群平素宽以待人，对下级很少批评。事故发生后，他并不推卸责任，以《解放日报》社长名义公开发表检讨书，承认这起“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为此向读者诚恳致歉。同时，他又向华东局纪委写了书面检讨，并自请处分。
“漏登贺电”事件反映了《解放日报》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但它毕竟属于责任事故。饶漱石在处理此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声色俱厉，并非出以公心。早在山东解放区时，恽逸群常和饶漱石、陈毅等一同商讨工作。秉性耿直的恽逸群在会议上常常坦率陈言，多次与饶漱石的意见相左，使饶感到“丢了面子”。有一次讨论土改问题，恽逸群指出饶漱石的意见损害中农利益，打击面过宽。后来中央文件下达，证明恽逸群的看法正确，饶更加怀恨在心。恽逸群虽有觉察，但总认为自己行事光明磊落，对党的事业有利。正如他说的：“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种直言无讳的脾性，到上海新闻界担负领导工作后依然如故。心胸狭窄的饶漱石，现在正好抓到了恽逸群的一点错误，岂能轻易放过！
更大的灾难正等待着恽逸群。
“漏登贺电”事件刚过去几个月，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开始了。此时恽逸群已被调离《解放日报》，专职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张春桥接替了他在报社的职务。一直在寻找表现机会的张春桥，了解到《解放日报》供应股帐上，有一笔经恽逸群之手借出的款项。他不等弄清来龙去脉，就向华东局打了小报告，指控恽逸群有“贪污”行为。在饶漱石的怂恿下，揭发恽逸群的材料接踵而来，罪名越来越多。恽逸群被责令停职检查。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原来，上海解放后，一位热心读者拿出200美元交给《解放日报》，作为资助国家发展工业之用。恽逸群嘱经理部将其上缴，市委市府都不收，于是便搁在了报社的供应股。正巧，恽逸群的旧友、曾任《大美晚报》编辑的吴半农来访，诉说自己在经营南京郊外的一处小煤矿，因缺乏资金不能复工。恽逸群觉得此事对发展国家工业有利，况且报社正有一笔钱闲搁着，他便写下借据，把钱借给了吴。后来吴开矿失败，拖欠报社13000元。这件事充其量只能算是恽逸群处置不当，其动机完全是为公而非为私。恽逸群为此已作了多次检讨，饶漱石仍抓住不放，硬说恽是想“从中取利”。
问题本来是不难查清的。可是在那个不讲法制的年代，凡受审查者，连最基本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恽逸群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了党籍。
多年以后，夏衍同志告诉笔者：“这件冤案很复杂。当时党内有宗派主义，因为恽逸群熟悉上海情况，办报有经验，有些人忌妒，就借由头搞他。此外，饶漱石早在新四军时就蓄意整陈毅，到了上海，饶一直排斥陈毅，矛盾不少，恽逸群受到陈毅信任，所以也成了饶漱石的打击对象。他出事后，仍得到陈毅的保护，处分才不算太重。”
为人敦厚的恽逸群，确实很难防备自己营垒中的暗箭。他自己后来把这一冤案的起因归纳为两句话：“小饶（饶漱石）施虐，张（张春桥）网以待。”
“三反”风暴过去后，恽逸群成了华东新闻专员办事处的一个普通秘书。他担心整他的那些人今后还会弄出新花样，上海看来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就接受了老战友、中央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邀请，1953年初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新华辞书社副主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
尽管恽逸群屡遭打击，可他毫不气馁，仍以平和的心境、满腔的热忱去对待工作。他与叶圣陶等学者通力合作，很快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畅销字典——《新华字典》，与曾世英一起编绘出版了实用地图和挂图，满足了当时普及文化的迫切需要。紧接着，他又和吴晗、谭其骧等历史学家一道，投入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巨大工程。他发现以前出版的各种地图差错很多，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便向政府建议地图出版应由国家集中管理。这项建议被采纳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全国地图出版行业的公私合营，他提出的合营方针及措施，成为后来全国各行业公私合营时参照的蓝本。恽逸群的学识和才干，受到出版总署领导成员的赞赏。不久，他又兼任古籍出版社筹备处副主任，开始规划浩若烟海的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对于在“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一事，恽逸群内心是不服的。在出版总署党组的帮助下，他向上级提出申请复议党籍问题的报告。在没有得到最后答复之前，他已获准列席党组会议和司局长级党员干部会议，事实已经部分恢复了他的党员权利。为此，他的心情是相当愉快的。眼看命运的天空将要转晴，不料平地又是一声炸雷——
1955年5月10日，公安部突然来人将恽逸群从办公室带走了。随即他被投入位于昌平县的秦城监狱，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囚室，不准通信，不能与家属见面。恽逸群悲愤地呼号：“我犯了什么罪啊？不宣布罪状就把人关进监牢，新社会怎么能这样无法无天啊！”
终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出现了，告诉他说：“你是潘汉年集团的成员。潘汉年是叛徒、内奸、反革命，你受他指使，投敌当汉奸，也犯了罪。你要深刻反省，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潘汉年！”
恽逸群不禁愕然。
虽然他曾两度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但那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怎能说是什么“集团”的成员？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他一向信赖的党组织怎么会突然怀疑起自己的忠诚来呢？
在狱中提审时，办案人员责问恽逸群：“为什么你当初没有识破潘汉年的反动面目？”恽逸群在党内从不说违心话，更没有干过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勾当，他坦然回答：“我一直直认为潘汉年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人。我认为他的缺点是城府不深，不会掩饰自己的过错。”办案人员又问他，敌伪时期为什么替汉奸报刊写文章？恽逸群一听，顿时火冒起来：“我的那些文章都是用‘曲笔’写的！党派我到敌伪报刊工作，我能不写文章吗？”
公安部门经过一年多的侦讯，已经查明恽逸群与潘汉年纯属正常工作关系，但仍将恽逸群继续羁押了9年。直到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才开秘密法庭，判处恽逸群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不得上诉。同年12月，年已花甲的恽逸群获假释出狱。10载冤狱，伤心铄骨。昔日神采焕发的壮年人，而今成了微驼着背的衰迈老人。
恽逸群被遣送到位于苏北的阜宁县城，在县中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月给生活费37元。整理图书对于恽逸群来说，本是驾轻就熟之事。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把馆藏的万余册图书分类编目，装订修补，整理得井然有序。孰料“文化大革命”逆风骤起，刚脱离囹圄不久的恽逸群，又被关进了“牛棚”。他脖子上挂着“反革命”的木牌，大会斗，小会批，每天还要站在校门口“低头认罪”。有一次大会批斗，他被勒令跪在长凳上，一跪一个多小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全身颤栗，冷汗直淌，不由得头晕目眩，栽了下来。造反派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然后再架上长凳，继续批斗。
图书馆的一些书刊被焚烧了，恽逸群也被罚去承担各种苦役，从拉板车、清扫厕所，直到农忙时下田干活。力不能及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使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人瘦得只剩下70市斤，冬天辗转床褥，无人照料。
令人钦佩的是，已被剥夺政治权利、身体又极度虚弱的恽逸群，关心的不是个人安危，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他阅历丰富，目光如炬，正像他自己形容的——“我是在八卦炉中炼过的”。读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他深感不安，当即写信给中央某领导人，尖锐指出：“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兄弟，也可以自杀。”面对各地发生武斗、造成大量伤亡的现实，他一语道破真相：“武斗的背后，肯定有坏人在进行操纵！”看到不少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惨遭横死，他悲愤填膺：“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也会重演，想不到现在又要上演古代君主杀功臣的悲剧！”甚至当他辗转于病榻之际，还向身边的教师吐露了深切的忧虑：“我的病不要紧，可是国家怎么好啊！”“别人不知道江青的底细，她要做皇帝啦！”
即使在万马齐喑的日子里，恽逸群手中的那枝笔也没有停止战斗。他在1973年到1974年间默默写下的几篇政论、史论，尽管当时不可能发表，却有幸保存了下来。在《也谈儒家和法家》一文中，他肯定了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论新八股》一文中，他抨击了被帮派文人严重败坏的文风。尤为精采的是《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短短2000余字，从周宣王、商纣王谈到唐德宗、明世宗，从饶漱石、林彪谈到陈绍禹、周佛海，视野开阔，议论风生，有力揭露了新造神运动的本质。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恽逸群得出结论：“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神化的，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这些议论，今天读来仍熠熠生辉。
以“不为物移、不为己悲”作为立身准则的恽逸群，迎着“文革”的滔滔浊浪，他的道德文章跃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1968年，按规定到了恢复恽逸群政治权利的时候。恽逸群为此写信给有关领导，重申自己的著述愿望及目前遇到的困难，要求准许他移居沪宁铁路线附近，以便利用上海、南京两地的藏书资料。“倘再迁延岁月，不幸而目失明，虽有机缘亦无能为力，则将饮恨无穷。”然而时当乱世，扰攘纷争，人身安全尚难自保，还会有谁来过问恽逸群的名山事业？
打倒“四人帮”后，大地复苏。年逾古稀的恽逸群，犹如伏枥老骥，雄心未减，他拄着拐杖来到上海，遍访旧友，寻找工作机会。当时，政治气氛虽已宽松。“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许多老友仍弃置一边，对恽逸群自然爱莫能助。于是，恽逸群又拖着衰迈之躯，于1978年春毅然赴京上访。
北京的朋友得知恽逸群大难未死，都惊喜万分，竞相邀他聚餐晤谈。他会晤了胡愈之、黎澎、孙冶方、梅益、姜椿芳、徐平羽等多年不见的老友。劫后重逢，万千感慨。
恽逸群特意到夏衍家中拜访。夏衍因在“文革”中被踢断腿骨，落下了残疾。夏衍后来告诉笔者：“那次我们见面十分有趣。逸群说：‘经过这回劫难，我的头脑倒还清楚，记性还不差。’我说：‘不会吧？我们不少人挨整后，脑子都受了损伤，有的人连话都不会说了。你就一点不受己‘你不相信，我当场给你看！’他就把《水浒》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一个一个全背出来。我听了哈哈大笑，他的记忆力果然?br> 一天，恽逸群来到原出孀苁鹱约旱木删印９视讶樟谖叛陡侠矗椒沟晷∽贸┬稹Ａ俦穑蠹宜退掀嫡尽Ｗ咴诎氲溃鋈谎鐾废蛱欤偈旨埠簦骸乙ぷ鳌∥乙ぷ鳌 逼渖髦ぴ剑袂橹喑诔≌呶薏晃裥甓荨?br> 岁月空逝，老却英雄。恽逸群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报告。强烈要求发挥他的专长，让他才有所用。至于“个人问题推迟到以后解决，甚至到我死后作出结论，也无关大局”。胡耀邦获悉此事后，当即表示：“可以先工作再说。”
于是，恽逸群接受了老朋友胡乔木的建议，于当年8月前往南京报到，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现代史研究工作。他以劫后的羸弱之身，每日孜孜不倦地翻阅史料，力图追回已经损失了20多年的时光。
各地研究部门和出版单位，素闻恽逸群有“活辞典”之称，纷纷前来求教或约稿。寂寞了太久的恽逸群，热情好客，有问必答。12月9日下午，已在病中的恽逸群，仍接待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客人，长谈半日，尚无倦意。
不料第二天病势加重，送往医院抢救，已是回天乏术。当晚9时，这位73岁的倔强老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走完了说不尽坎坷的人生之旅。
8天之后，1978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恽逸群生前在写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预言：“我虽然不一定活到那时，总也会恢复我身后的名誉吧！”
1980年4月，经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复查，宣布撤销1965年对恽逸群的错误判决。
1982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复上海纪检委筹备组的复查报告，撤销1952年开除恽逸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5月12日，即恽逸群含冤逝世5年又5个月后，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重新举行了追悼仪式。这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骨灰盒上，终于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
（摘自《上海滩》1996年第4、5期 顾雪雍文）
(Date:1996)
范长江不久调往北京，《解放日报》的工作由恽逸群全权负责。他当时身兼多职，日理万机，被同行称为“新闻界里最忙的人。”
正当恽逸群倾注全力推动新闻事业向前发展之时，《解放日报》漏登一条新闻突然使他罹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别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开始了“冷战”。美国积极扶植日本势力，企图把日本作为远东地区的反共基地。为了反对美国的图谋，中苏两国领导人选定1951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时，互致贺电，重申反对武装日本和加强团结、保卫和平的决心。于是，9月3日各报的头版头条，都登载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互致贺电的电文。令人惊诧的是，唯独当天的《解放日报》只登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却没有斯大林致毛泽东的那份贺电。
这一失误非同小可。有关党政领导通过电话、电报向《解放日报》提出质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更是怒不可遏，当即责令恽逸群以个人名义登报检讨，并指派专员坐镇报社，大大小小的检查会接连不断，报社内部犹如遭受了一次“八级地震”。
经过多方核查，弄清了事故的原委：9月2日晚间，新华社先发出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报社编辑接到后随即编发。当晚十二点多，新华社来电宣布截稿，夜班编辑便回宿舍就寝。不料凌晨三点钟，新华社又补发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报社收发室夜班人员签收后，以为这份电讯稿大概今天不用，就搁在一边，没有按规定及时通知报社领导。新华社上海分社当时曾通知过《解放日报》电话间值班人员，他们又未能转告编辑部。几个环节的疏忽，终于造成了这一重大责任事故。恽逸群平素宽以待人，对下级很少批评。事故发生后，他并不推卸责任，以《解放日报》社长名义公开发表检讨书，承认这起“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为此向读者诚恳致歉。同时，他又向华东局纪委写了书面检讨，并自请处分。
“漏登贺电”事件反映了《解放日报》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但它毕竟属于责任事故。饶漱石在处理此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声色俱厉，并非出以公心。早在山东解放区时，恽逸群常和饶漱石、陈毅等一同商讨工作。秉性耿直的恽逸群在会议上常常坦率陈言，多次与饶漱石的意见相左，使饶感到“丢了面子”。有一次讨论土改问题，恽逸群指出饶漱石的意见损害中农利益，打击面过宽。后来中央文件下达，证明恽逸群的看法正确，饶更加怀恨在心。恽逸群虽有觉察，但总认为自己行事光明磊落，对党的事业有利。正如他说的：“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种直言无讳的脾性，到上海新闻界担负领导工作后依然如故。心胸狭窄的饶漱石，现在正好抓到了恽逸群的一点错误，岂能轻易放过！
更大的灾难正等待着恽逸群。
“漏登贺电”事件刚过去几个月，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开始了。此时恽逸群已被调离《解放日报》，专职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张春桥接替了他在报社的职务。一直在寻找表现机会的张春桥，了解到《解放日报》供应股帐上，有一笔经恽逸群之手借出的款项。他不等弄清来龙去脉，就向华东局打了小报告，指控恽逸群有“贪污”行为。在饶漱石的怂恿下，揭发恽逸群的材料接踵而来，罪名越来越多。恽逸群被责令停职检查。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原来，上海解放后，一位热心读者拿出200美元交给《解放日报》，作为资助国家发展工业之用。恽逸群嘱经理部将其上缴，市委市府都不收，于是便搁在了报社的供应股。正巧，恽逸群的旧友、曾任《大美晚报》编辑的吴半农来访，诉说自己在经营南京郊外的一处小煤矿，因缺乏资金不能复工。恽逸群觉得此事对发展国家工业有利，况且报社正有一笔钱闲搁着，他便写下借据，把钱借给了吴。后来吴开矿失败，拖欠报社13000元。这件事充其量只能算是恽逸群处置不当，其动机完全是为公而非为私。恽逸群为此已作了多次检讨，饶漱石仍抓住不放，硬说恽是想“从中取利”。
问题本来是不难查清的。可是在那个不讲法制的年代，凡受审查者，连最基本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恽逸群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了党籍。
多年以后，夏衍同志告诉笔者：“这件冤案很复杂。当时党内有宗派主义，因为恽逸群熟悉上海情况，办报有经验，有些人忌妒，就借由头搞他。此外，饶漱石早在新四军时就蓄意整陈毅，到了上海，饶一直排斥陈毅，矛盾不少，恽逸群受到陈毅信任，所以也成了饶漱石的打击对象。他出事后，仍得到陈毅的保护，处分才不算太重。”
为人敦厚的恽逸群，确实很难防备自己营垒中的暗箭。他自己后来把这一冤案的起因归纳为两句话：“小饶（饶漱石）施虐，张（张春桥）网以待。”
“三反”风暴过去后，恽逸群成了华东新闻专员办事处的一个普通秘书。他担心整他的那些人今后还会弄出新花样，上海看来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就接受了老战友、中央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邀请，1953年初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新华辞书社副主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
尽管恽逸群屡遭打击，可他毫不气馁，仍以平和的心境、满腔的热忱去对待工作。他与叶圣陶等学者通力合作，很快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畅销字典——《新华字典》，与曾世英一起编绘出版了实用地图和挂图，满足了当时普及文化的迫切需要。紧接着，他又和吴晗、谭其骧等历史学家一道，投入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巨大工程。他发现以前出版的各种地图差错很多，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便向政府建议地图出版应由国家集中管理。这项建议被采纳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全国地图出版行业的公私合营，他提出的合营方针及措施，成为后来全国各行业公私合营时参照的蓝本。恽逸群的学识和才干，受到出版总署领导成员的赞赏。不久，他又兼任古籍出版社筹备处副主任，开始规划浩若烟海的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对于在“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一事，恽逸群内心是不服的。在出版总署党组的帮助下，他向上级提出申请复议党籍问题的报告。在没有得到最后答复之前，他已获准列席党组会议和司局长级党员干部会议，事实已经部分恢复了他的党员权利。为此，他的心情是相当愉快的。眼看命运的天空将要转晴，不料平地又是一声炸雷——
1955年5月10日，公安部突然来人将恽逸群从办公室带走了。随即他被投入位于昌平县的秦城监狱，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囚室，不准通信，不能与家属见面。恽逸群悲愤地呼号：“我犯了什么罪啊？不宣布罪状就把人关进监牢，新社会怎么能这样无法无天啊！”
终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出现了，告诉他说：“你是潘汉年集团的成员。潘汉年是叛徒、内奸、反革命，你受他指使，投敌当汉奸，也犯了罪。你要深刻反省，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潘汉年！”
恽逸群不禁愕然。
虽然他曾两度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但那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怎能说是什么“集团”的成员？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他一向信赖的党组织怎么会突然怀疑起自己的忠诚来呢？
在狱中提审时，办案人员责问恽逸群：“为什么你当初没有识破潘汉年的反动面目？”恽逸群在党内从不说违心话，更没有干过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勾当，他坦然回答：“我一直直认为潘汉年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人。我认为他的缺点是城府不深，不会掩饰自己的过错。”办案人员又问他，敌伪时期为什么替汉奸报刊写文章？恽逸群一听，顿时火冒起来：“我的那些文章都是用‘曲笔’写的！党派我到敌伪报刊工作，我能不写文章吗？”
公安部门经过一年多的侦讯，已经查明恽逸群与潘汉年纯属正常工作关系，但仍将恽逸群继续羁押了9年。直到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才开秘密法庭，判处恽逸群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不得上诉。同年12月，年已花甲的恽逸群获假释出狱。10载冤狱，伤心铄骨。昔日神采焕发的壮年人，而今成了微驼着背的衰迈老人。
恽逸群被遣送到位于苏北的阜宁县城，在县中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月给生活费37元。整理图书对于恽逸群来说，本是驾轻就熟之事。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把馆藏的万余册图书分类编目，装订修补，整理得井然有序。孰料“文化大革命”逆风骤起，刚脱离囹圄不久的恽逸群，又被关进了“牛棚”。他脖子上挂着“反革命”的木牌，大会斗，小会批，每天还要站在校门口“低头认罪”。有一次大会批斗，他被勒令跪在长凳上，一跪一个多小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全身颤栗，冷汗直淌，不由得头晕目眩，栽了下来。造反派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然后再架上长凳，继续批斗。
图书馆的一些书刊被焚烧了，恽逸群也被罚去承担各种苦役，从拉板车、清扫厕所，直到农忙时下田干活。力不能及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使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人瘦得只剩下70市斤，冬天辗转床褥，无人照料。
令人钦佩的是，已被剥夺政治权利、身体又极度虚弱的恽逸群，关心的不是个人安危，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他阅历丰富，目光如炬，正像他自己形容的——“我是在八卦炉中炼过的”。读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他深感不安，当即写信给中央某领导人，尖锐指出：“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兄弟，也可以自杀。”面对各地发生武斗、造成大量伤亡的现实，他一语道破真相：“武斗的背后，肯定有坏人在进行操纵！”看到不少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惨遭横死，他悲愤填膺：“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也会重演，想不到现在又要上演古代君主杀功臣的悲剧！”甚至当他辗转于病榻之际，还向身边的教师吐露了深切的忧虑：“我的病不要紧，可是国家怎么好啊！”“别人不知道江青的底细，她要做皇帝啦！”
即使在万马齐喑的日子里，恽逸群手中的那枝笔也没有停止战斗。他在1973年到1974年间默默写下的几篇政论、史论，尽管当时不可能发表，却有幸保存了下来。在《也谈儒家和法家》一文中，他肯定了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论新八股》一文中，他抨击了被帮派文人严重败坏的文风。尤为精采的是《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短短2000余字，从周宣王、商纣王谈到唐德宗、明世宗，从饶漱石、林彪谈到陈绍禹、周佛海，视野开阔，议论风生，有力揭露了新造神运动的本质。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恽逸群得出结论：“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神化的，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这些议论，今天读来仍熠熠生辉。
以“不为物移、不为己悲”作为立身准则的恽逸群，迎着“文革”的滔滔浊浪，他的道德文章跃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1968年，按规定到了恢复恽逸群政治权利的时候。恽逸群为此写信给有关领导，重申自己的著述愿望及目前遇到的困难，要求准许他移居沪宁铁路线附近，以便利用上海、南京两地的藏书资料。“倘再迁延岁月，不幸而目失明，虽有机缘亦无能为力，则将饮恨无穷。”然而时当乱世，扰攘纷争，人身安全尚难自保，还会有谁来过问恽逸群的名山事业？
打倒“四人帮”后，大地复苏。年逾古稀的恽逸群，犹如伏枥老骥，雄心未减，他拄着拐杖来到上海，遍访旧友，寻找工作机会。当时，政治气氛虽已宽松。“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许多老友仍弃置一边，对恽逸群自然爱莫能助。于是，恽逸群又拖着衰迈之躯，于1978年春毅然赴京上访。
北京的朋友得知恽逸群大难未死，都惊喜万分，竞相邀他聚餐晤谈。他会晤了胡愈之、黎澎、孙冶方、梅益、姜椿芳、徐平羽等多年不见的老友。劫后重逢，万千感慨。
恽逸群特意到夏衍家中拜访。夏衍因在“文革”中被踢断腿骨，落下了残疾。夏衍后来告诉笔者：“那次我们见面十分有趣。逸群说：‘经过这回劫难，我的头脑倒还清楚，记性还不差。’我说：‘不会吧？我们不少人挨整后，脑子都受了损伤，有的人连话都不会说了。你就一点不受己‘你不相信，我当场给你看！’他就把《水浒》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一个一个全背出来。我听了哈哈大笑，他的记忆力果然?br> 一天，恽逸群来到原出孀苁鹱约旱木删印９视讶樟谖叛陡侠矗椒沟晷∽贸┬稹Ａ俦穑蠹宜退掀嫡尽Ｗ咴诎氲溃鋈谎鐾废蛱欤偈旨埠簦骸乙ぷ鳌∥乙ぷ鳌 逼渖髦ぴ剑袂橹喑诔≌呶薏晃裥甓荨?br> 岁月空逝，老却英雄。恽逸群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报告。强烈要求发挥他的专长，让他才有所用。至于“个人问题推迟到以后解决，甚至到我死后作出结论，也无关大局”。胡耀邦获悉此事后，当即表示：“可以先工作再说。”
于是，恽逸群接受了老朋友胡乔木的建议，于当年8月前往南京报到，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现代史研究工作。他以劫后的羸弱之身，每日孜孜不倦地翻阅史料，力图追回已经损失了20多年的时光。
各地研究部门和出版单位，素闻恽逸群有“活辞典”之称，纷纷前来求教或约稿。寂寞了太久的恽逸群，热情好客，有问必答。12月9日下午，已在病中的恽逸群，仍接待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客人，长谈半日，尚无倦意。
不料第二天病势加重，送往医院抢救，已是回天乏术。当晚9时，这位73岁的倔强老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走完了说不尽坎坷的人生之旅。
8天之后，1978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恽逸群生前在写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预言：“我虽然不一定活到那时，总也会恢复我身后的名誉吧！”
1980年4月，经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复查，宣布撤销1965年对恽逸群的错误判决。
1982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复上海纪检委筹备组的复查报告，撤销1952年开除恽逸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5月12日，即恽逸群含冤逝世5年又5个月后，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重新举行了追悼仪式。这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骨灰盒上，终于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
（摘自《上海滩》1996年第4、5期 顾雪雍文）
(Date:1996)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