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潜心研农史开拓新领域
发布时间：2010-10-19 16: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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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墓匠
由于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因而他早就想集中全国研究农史之人才，用１０年以上的时间，整理古代农书及古籍中的农事部分，整理栽培技术和农谚、时令等。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地位决不亚于中国医学。加之他国学功底深厚，广涉群籍、勤于探索，因而对整理研究我国丰富的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和农业史，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并在这一领域亲自从事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早在１９５２年，他就倡议在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组织有经验有基础的教授如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鄷裕恒、翟允褆等，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１９５５年，他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会后，遂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主持并参与研究整理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起初，研究工作举步维艰，１９５８年古农学研究还一度受到冲击和非难。但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由于他组织得当，参与者大力配合，前后２０年时间，整理出版了２０多种５００多万字的著作，受到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赞扬，尤其是《齐民要术今释》和《农政全书校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为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曾派助手来中国与他们座谈讨论，并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科学史农业卷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帮助。”中国树木分类专家陈嵘称赞辛树帜“是自然科学专业的，而研究我国最早的《易经》、《禹贡》两部古书，在国内还是第一人”。日 本的天野元之助和西山武一两位教授，都以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著称。当西山武一１９５８年第一次看到《齐民要术今释》时，高兴地说：“这不仅是贾学（贾指《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之幸，对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积极推动作用。”辛树帜研究著作出版的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易传分析》、《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农政全书１５９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禹贡新解》等。其中《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根据从西周到唐朝末期的多种书中有关果树的记载，系统地分析比较了我国最早果树栽培的成就，认真考证了这一时期果树的种类和名实关系，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以充分的论据说明我国原产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成功地考释了我国早期古籍中所记载的基本果树资料，为后来人从事果树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也为研究各类专业农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尚书·禹贡》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篇记述古代地理的著作，全文不过千八百字，文义事理却深奥难解。历代治《禹贡》者辈出，而辛树帜则站在现代科学高度，从水土和贡物人手，独出新解。关于《禹贡》成作年代，新解提出１５条论据，考证为西周作品，并对近世盛行的：“战国说”详加驳论；从现代农业科学的立场对《禹贡》重新发掘，提出土壤、田赋、农业地理等方面的历史问题；高度评价古人“平治水土”的历史功绩，并结合现代水土保持而开展研究，为他后来从事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顾颉刚评之为“体大思深”。竺可桢、史念海等亦均给予高度评价。
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古代水土保持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水土保持学，是辛树帜多年的夙愿。１９５６年，他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对陕北地区１８个县，尤其是丘陵沟壑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与各地、县党政领导、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座谈，整理出考察报告，在次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阐述了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听完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在今后５０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这为他致力于中国水土保持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动力。经多方搜集资料，艰苦探索，辛勤钻研，１９５８年国庆前夕，他写成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发表于《科学史集刊》第２集。
但他并未因此而满足，而是又向前迈出一大步，开拓了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水土保持学。１９７１年底，他从“牛棚”里出来，多年精心经营的古农学研究室被解散，多年一起工作的战友、学生石声汉已病故，妻子康成懿也已故去。一连串深重的打击，对于倍受折磨的辛树帜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人劝他就此退休，颐养天年。但他不仅未被这些深重的打击击倒，而是出人意料地要求上班、工作，在人生旅途中继续拼搏。
１９７４年，辛树帜倡议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的意愿，得到陕西省水土保持局的支持，一整套编写构想也已由他酝酿成熟。１９７６年，他已届８２岁高龄，不顾同事、亲朋再三劝阻，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区，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况。这次考察，使《水土保持学》编写人员深刻认识到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严重，南方红壤地区和丘陵山区也一样严重。同年，《中国水土保持学》初稿写出，但他因视力减退，不能亲自执笔校阅，只能让编写组同志逐章逐句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提修改意见。全书完成后交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
辛树帜除主持和亲自参加上述研究课题外，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论著的发表出版等“杂务”上，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休息时间，去为人写信、改稿等，体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和造诣精深的长者、农史学科带头人“甘为人梯”的可贵精神。其实，石声汉教授在古农学研究上的贡献，也同样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对石声汉留下的遗稿《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以及《农政全书校注》共约７０万字的加工整理，使出版社能接受出版。辛树帜在１９７３年盛夏，不顾酷热整整利用一个暑假，对《农政全书校注》原稿作逐字逐句地认真复审，并将原书校、注、案三种体例的５０万字，合并成注解一种，删简到３０万字，最后，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辛树帜这种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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