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心系大西北创办两大学
发布时间：2009-12-29 11: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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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墓匠
１９３２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放眼祖国大西北这片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以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他被黄土地那沉重而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下子迷恋上了这片黄土地，从而萌发了“开发大西北”的一整套宏伟构想。
当时，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他首先想到民以食为天，想到农、林、牧业。后来他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要发展农林牧业，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是否发达。由此，他联想到偌大一片黄土地，纵横五省区，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的现状，萌发了创办一所西北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特别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的大力支持。是年秋，于右任、戴季陶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获得通过，并由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１５人组成筹委会，集资在武功杨陵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１９３６年７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辛树帜继于右任之后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同年初即开始招生。当时该校设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水利、农业经济６个组（后改称系），校址在陕西武功张家岗（今陕西杨陵区）。因当时陇海铁路尚未全面通车，又很少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加上西北的贫穷与落后，要在大西北办高等农林教育，谈何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大学校长能否把学校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聘到一批著名教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地处陕西关中偏僻农村，又是初建，条件很差，与各种条件均优越的沿海大城市院校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但辛树帜抱着求才若渴，凭借他的真诚热情、没有官僚作风和市侩习气，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其中有农业经济专家杨亦周（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张德粹，水利专家李仪祉、沙玉清、余立基，物理学家祁开智，园艺专家湛克终、章君瑜、涂治（后任新疆八一农学院院长），地质专家王恭睦，农学家沈学年（现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土壤专家周昌芸，化学专家薛愚，植物学家孔宪武，昆虫学家黄其林，林学家齐敬鑫，兽医学家盛彤笙等国内造诣较深、有相当名望的专家教授。随后，一批又一批专家教授及留学归国的年轻学者，也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所吸引，来校从教。
１９３８年，北平大学农学院由汉中迁至陕西武功，河南农学院畜牧系由郑州迁到陕西，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农学院，辛树帜改任院长。
办学中，他不仅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而且重视提携后进。只要是师生有兴趣学习和钻研的课题，他都千方百计为他们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师生每有论文、著作，他不仅乐意帮助阅改，还四处联系发表和出版。他办学作风民主，经常深入各系、科、室和师生员工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了解师生员工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因而，他不仅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了如指掌，而且和师生员工关系融洽，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办学中，他还非常重视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建设。因他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良好习惯，终生嗜书，把书籍看得重于一切，很舍得花钱买书。一次去上海，他看中了一家古旧书铺，几乎一下子把书铺的书全买了下来。这些书籍，在后来他主持开创的古农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９年，辛树帜因受国民党ＣＣ派排挤，被迫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西北农学院。先后担任过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参议员、湘鄂赣三省特派员等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但他仍一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并立下宏愿研究整理“湘学”著作，兴办湖南家乡教育。后因日寇攻陷长沙，成了他终生未竟之业。
抗战胜利不久，他又重回西北，着手筹办兰州大学。这是因为他与祖国的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北科学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亦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参见１９４７年《兰州大学校讯》一卷一期《辛校长树帜上教育部签呈》）。
首先，他着手进行兰州大学机构的调整与建设，将原甘肃学院改为政法学院，将原西北医学院分院改为医学院，并按综合大学模式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此外，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种，对于发展西北经济，促进民族团结大有裨益，便上书当时的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特设了兽医学院。从而使当时的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２６个系科组成的有特色的综合大学。
此外，他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因此，他上书教育部，于１９４７年９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藏、维文三组。
为了给兰州大学延聘师资，他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当时兰州尚未通火车，生活条件更差，延揽人才较之陕西武功，难度更大。许多著名专家教授虽仰慕他的人品、学品、“揽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胸怀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考虑实际困难不曾前往，他就采取聘请短期讲学、客座讲授等办法，先后延请到顾颉刚、石声汉以及中央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到兰州大学讲学。同时，利用夏季兰州不太炎热，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的有利条件，在暑假期间礼聘全国各地的名师到兰州大学集中讲学。先后应聘的有方欣安、郑集、朱炳海等。他还利用他交游广、名望高等优势，尽最大努力聘请许多名教授到兰大任教。从１９４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９年下半年的３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当时兰州大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指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名教授）。”在未到兰大之前，他便在上海等地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药品，后来更不遗余力，不惜重资，到京沪等地大量采购图书。顾颉刚先生在《积石堂记》一文中对此有特别记述，称辛树帜“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余力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国民党挑起内战，陆行阻绝，又曾以飞机运之。两年之间，积书１５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他深知兰州大学地处偏僻，学生得书不易，所以对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国学基本用书，尽量多备复本，以免好学师生向隅自叹。也为一些家境清贫、无力购书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至今，兰州大学医学院已独立为兰州医学院，成为甘、青、宁、新四省医学院校之冠。兽医学院白手起家，逐步成为西北驰名的兽医中心，１９４７年独立成校，１９５８年扩展为甘肃农业大学。如今兰州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前身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均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所在地杨陵，由西北农学院起根发苗，逐步形成驰名中外的农业科学城和西北农林牧水教育科研人才的摇篮。
兰州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领导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全体教职员工迎接解放，从而使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６日兰州解放，标志着辛树帜新生活的开始。是年１０月，辛树帜到北京学习，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革命书籍，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他充满信心和力量，欣然接受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托，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之职，他既感激又兴奋，终于有机会实现他早年发展西北农业的夙愿。
西北农学院解放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不足，许多从各地来到该院的教授纷纷他去，有的还去了台湾。许多重要课程无法开出。辛树帜到校后，先后吸引了一批批知名专家教授来校任教任职，充实和加强了该校的师资。其中如数学专家管竹，电工专家康清，水利专家蒋泳秋，牧医专家粟显卓，土壤肥料专家赵云梦，化学专家俞劲、吴中禄，木材加工专家汪秉全等等。他的学生和战友、留学英国的生物化学专家石声汉，也从武汉大学重返该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农学院行政、教学、后勤等工作迅速走上正轨。作为一名大学校长，辛树帜觉得有了主心骨，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政治经济理论、时事政治，经常深入各教师家中，深入教研室、课堂、实验室调查研究，和教职工谈心、散步，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确定的研究方向，搜集研究资料；有的研究论文，他还要亲笔校订修改，联系发表；有了学术著作，他四处联系出版。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７年，辛树帜和西北农学院全体教职工一起，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开展科学研究，抓教职工队伍、教材、图书、仪器设备建设，抓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得突出成绩，成为西北农学院历史上第二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名传海内外的黄金时期。通过这１７年的辛勤努力，西北农学院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学校的校风、学风和学术空气，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崭新程度。１７年间培养的大批农业科技人员，分布祖国各地，成为农业科研、教育、生产、推广及建设事业的骨干。同时，也为后来的杨陵农业科学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１７年间，辛树帜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不仅担任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共商国是，而且积极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的振兴等工作，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等多种职务，为科教兴国贡献力量。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安成立西北分院，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兼任筹委会主任委员，辛树帜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为发展大西北的科学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更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５１年，辛树帜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兼西北分团团长，赴朝鲜前线开城、板门店等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他不顾志愿军战士的多次劝阻，冒着枪林弹雨，到阵地上慰问亲人志愿军，耳闻目睹了许多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人物和事迹，受到极大鼓舞，深刻体会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爱护，因而回国后工作劲头更大了。
当时，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他首先想到民以食为天，想到农、林、牧业。后来他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要发展农林牧业，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是否发达。由此，他联想到偌大一片黄土地，纵横五省区，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的现状，萌发了创办一所西北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特别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的大力支持。是年秋，于右任、戴季陶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获得通过，并由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１５人组成筹委会，集资在武功杨陵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１９３６年７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辛树帜继于右任之后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同年初即开始招生。当时该校设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水利、农业经济６个组（后改称系），校址在陕西武功张家岗（今陕西杨陵区）。因当时陇海铁路尚未全面通车，又很少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加上西北的贫穷与落后，要在大西北办高等农林教育，谈何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大学校长能否把学校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聘到一批著名教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地处陕西关中偏僻农村，又是初建，条件很差，与各种条件均优越的沿海大城市院校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但辛树帜抱着求才若渴，凭借他的真诚热情、没有官僚作风和市侩习气，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其中有农业经济专家杨亦周（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张德粹，水利专家李仪祉、沙玉清、余立基，物理学家祁开智，园艺专家湛克终、章君瑜、涂治（后任新疆八一农学院院长），地质专家王恭睦，农学家沈学年（现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土壤专家周昌芸，化学专家薛愚，植物学家孔宪武，昆虫学家黄其林，林学家齐敬鑫，兽医学家盛彤笙等国内造诣较深、有相当名望的专家教授。随后，一批又一批专家教授及留学归国的年轻学者，也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所吸引，来校从教。
１９３８年，北平大学农学院由汉中迁至陕西武功，河南农学院畜牧系由郑州迁到陕西，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农学院，辛树帜改任院长。
办学中，他不仅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而且重视提携后进。只要是师生有兴趣学习和钻研的课题，他都千方百计为他们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师生每有论文、著作，他不仅乐意帮助阅改，还四处联系发表和出版。他办学作风民主，经常深入各系、科、室和师生员工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了解师生员工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因而，他不仅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了如指掌，而且和师生员工关系融洽，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办学中，他还非常重视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建设。因他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良好习惯，终生嗜书，把书籍看得重于一切，很舍得花钱买书。一次去上海，他看中了一家古旧书铺，几乎一下子把书铺的书全买了下来。这些书籍，在后来他主持开创的古农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９年，辛树帜因受国民党ＣＣ派排挤，被迫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西北农学院。先后担任过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参议员、湘鄂赣三省特派员等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但他仍一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并立下宏愿研究整理“湘学”著作，兴办湖南家乡教育。后因日寇攻陷长沙，成了他终生未竟之业。
抗战胜利不久，他又重回西北，着手筹办兰州大学。这是因为他与祖国的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北科学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亦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参见１９４７年《兰州大学校讯》一卷一期《辛校长树帜上教育部签呈》）。
首先，他着手进行兰州大学机构的调整与建设，将原甘肃学院改为政法学院，将原西北医学院分院改为医学院，并按综合大学模式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此外，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种，对于发展西北经济，促进民族团结大有裨益，便上书当时的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特设了兽医学院。从而使当时的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２６个系科组成的有特色的综合大学。
此外，他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因此，他上书教育部，于１９４７年９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藏、维文三组。
为了给兰州大学延聘师资，他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当时兰州尚未通火车，生活条件更差，延揽人才较之陕西武功，难度更大。许多著名专家教授虽仰慕他的人品、学品、“揽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胸怀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考虑实际困难不曾前往，他就采取聘请短期讲学、客座讲授等办法，先后延请到顾颉刚、石声汉以及中央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到兰州大学讲学。同时，利用夏季兰州不太炎热，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的有利条件，在暑假期间礼聘全国各地的名师到兰州大学集中讲学。先后应聘的有方欣安、郑集、朱炳海等。他还利用他交游广、名望高等优势，尽最大努力聘请许多名教授到兰大任教。从１９４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９年下半年的３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当时兰州大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指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名教授）。”在未到兰大之前，他便在上海等地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药品，后来更不遗余力，不惜重资，到京沪等地大量采购图书。顾颉刚先生在《积石堂记》一文中对此有特别记述，称辛树帜“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余力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国民党挑起内战，陆行阻绝，又曾以飞机运之。两年之间，积书１５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他深知兰州大学地处偏僻，学生得书不易，所以对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国学基本用书，尽量多备复本，以免好学师生向隅自叹。也为一些家境清贫、无力购书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至今，兰州大学医学院已独立为兰州医学院，成为甘、青、宁、新四省医学院校之冠。兽医学院白手起家，逐步成为西北驰名的兽医中心，１９４７年独立成校，１９５８年扩展为甘肃农业大学。如今兰州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前身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均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所在地杨陵，由西北农学院起根发苗，逐步形成驰名中外的农业科学城和西北农林牧水教育科研人才的摇篮。
兰州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领导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全体教职员工迎接解放，从而使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６日兰州解放，标志着辛树帜新生活的开始。是年１０月，辛树帜到北京学习，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革命书籍，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他充满信心和力量，欣然接受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托，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之职，他既感激又兴奋，终于有机会实现他早年发展西北农业的夙愿。
西北农学院解放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不足，许多从各地来到该院的教授纷纷他去，有的还去了台湾。许多重要课程无法开出。辛树帜到校后，先后吸引了一批批知名专家教授来校任教任职，充实和加强了该校的师资。其中如数学专家管竹，电工专家康清，水利专家蒋泳秋，牧医专家粟显卓，土壤肥料专家赵云梦，化学专家俞劲、吴中禄，木材加工专家汪秉全等等。他的学生和战友、留学英国的生物化学专家石声汉，也从武汉大学重返该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农学院行政、教学、后勤等工作迅速走上正轨。作为一名大学校长，辛树帜觉得有了主心骨，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政治经济理论、时事政治，经常深入各教师家中，深入教研室、课堂、实验室调查研究，和教职工谈心、散步，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确定的研究方向，搜集研究资料；有的研究论文，他还要亲笔校订修改，联系发表；有了学术著作，他四处联系出版。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７年，辛树帜和西北农学院全体教职工一起，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开展科学研究，抓教职工队伍、教材、图书、仪器设备建设，抓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得突出成绩，成为西北农学院历史上第二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名传海内外的黄金时期。通过这１７年的辛勤努力，西北农学院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学校的校风、学风和学术空气，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崭新程度。１７年间培养的大批农业科技人员，分布祖国各地，成为农业科研、教育、生产、推广及建设事业的骨干。同时，也为后来的杨陵农业科学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１７年间，辛树帜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不仅担任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共商国是，而且积极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的振兴等工作，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等多种职务，为科教兴国贡献力量。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安成立西北分院，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兼任筹委会主任委员，辛树帜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为发展大西北的科学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更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５１年，辛树帜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兼西北分团团长，赴朝鲜前线开城、板门店等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他不顾志愿军战士的多次劝阻，冒着枪林弹雨，到阵地上慰问亲人志愿军，耳闻目睹了许多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人物和事迹，受到极大鼓舞，深刻体会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爱护，因而回国后工作劲头更大了。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