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回忆
贝时璋
吴学周先生只比我长一岁,可谓是同时代的人。而我们相识却比较晚,第一次见面是1948年在中央研究院开院士会议。真正接触比较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科学发展规划,我俩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有比较多的接触。到1950年,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当时,我筹建了实验生物研究所,吴先生是在化学研究所(以后是物理化学研究所)任所长。这两个研究所都设在上海。由于工作关系,再加上居住在一起,我们经常有机会交谈。1952年吴先生调离上海,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少了,但还保持了往来,保持了业已建立起来的友谊。1953年,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苏联,钱三强是团长,我是成员之一。访问归国后,我们代表团在长春吴先生领导的所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消化出访苏联的经验,进行工作总结。在此期间,我经常能和吴先生见面,在一起交流对新中国科学发展的看法。以后我到北京工作,吴先生每次进京,只要能抽出时间,就来看望我。我们这种友好往来和情谊,一直保持到吴先生逝世。
吴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爱国科学家,是我国光谱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毕生的努力,为我国应用化学开创了先河。记得1952年,中国科学院在长春新设了一个综合研究所(以后改名为应用化学研究所),要调吴先生去担任所长。当时长春的工作条件很差,尤其是气候寒冷,使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望而止步。而那时的上海,尽管解放也不久,但工作、生活、科研条件要比长春优越得多。面对组织的决定,面对事业的需要,吴先生二话没说,毅然决然地带领全家,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开创科学事业的新天地。在长春,他一干就是3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有过艰辛的创业,有过成功的喜悦,也经历过痛苦和折磨。但这些都没有动摇过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他这种不畏艰苦、乐于奉献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很值得后人们去发扬光大。
吴先生在学术上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在家庭生活上也堪称楷模。他虽是个造诣很深、影响很大的化学专家,但他待人诚恳、随和,生活非常俭朴。平时吃的很简单,穿的也很朴素,就是有时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接待相当热情,但蔬菜方面却比较简单,从不大手大脚。他经常对子女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不艰苦朴素、勤俭建国怎么行。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过日子的好习惯。
吴先生也是一位思想品质高尚的人。解放初期,我们两家同住在上海岳阳路,来往颇为密切。他的夫人是一位道地的农村妇女,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但文化不高,解放后也一直是家庭妇女。按照世俗的观点,他俩是很不般配的。但吴先生既不是这样想的,也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相敬如宾。吴夫人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让吴先生把全部精力用到科学事业上。而吴先生也没有忘记自己做丈夫的职责,经常关心、体贴妻子、一有空就陪她走一走,或带她到同事家里串门,以充实她较单调的生活。吴先生夫妇待人都很诚恳,也乐意帮助他人,邻里、同事有什么困难,他们都尽力给以帮助。因此很受大家的敬重。
吴学周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但他那种爱祖国,爱科学,为人民的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品质,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