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春训子
李宝儿，学名李宝宝，就是现在走红台北和大洋彼岸、获得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术家

”桂冠的李宝春，即“小达子”李桂春之孙，李少春之子。所以，想当然李宝春一定是家学渊源，带艺人

学。其实不然，李宝儿入学考试那天，主考官陈喜兴先生先教他念了一段“绕口令”，然后让他唱一段，

他却问：“唱什么?”

　　陈先生说：“当然是老生了。”

　　“我不会唱戏，唱一段《东方红》行吗?”陈先生一听，惊奇地说：“少春的儿子不会唱戏，这怎么

可能。那就唱段别的也行。”无奈，他想起考试前，奶奶特意教给他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就说：

“那我唱一段梆子吧。”京剧专业考试的考场上唱河北梆子，又是李少春的儿子，使当时在场的考官无不

诧异。陈喜兴先生当时就醒悟了，小声对他说：“是不是你爸爸不让你学戏呀?” 

　　“啊，我爸爸怎么了?”

　　他那一副装傻充愣的样子倒把陈先生逗乐了，说：“好孩子，真机灵，走吧。”

　　事实正如陈先生想像的那样，尽管当年“小达子”为培养少春和幼春煞费苦心，李宝儿的老叔新春和

大哥浩天也是北京戏校的学生，但是李少春却坚决反对李宝儿和他的弟弟妹妹再步人艺坛，多次告诫李宝

儿，好好学文化，今后谁也不许学戏。不知为什么，这个李宝儿真是走火人魔了，却非要学戏不可。知道

父母那里讲不通，就去找爷爷奶奶通融。因为别看他爸爸是大艺术家，在爷爷奶奶面前却大气也不敢出。

只要爷爷一瞪眼，全家男女长幼就得跪下一大片，恭听训教。不料，他跟爷爷一说，一向视他为掌上明珠

的爷爷却恨恨地打了他一记耳光，他这才明白爷爷和爸爸是串通一气的。可是他仍然不死心，就又跟奶奶

软磨硬泡，终于磨得奶奶亲自带他来到了北京戏校考场。

　　当他接到戏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奶奶对他爸爸说：“我觉得宝宝这孩子还是学戏最合适，我就带他报

考了北京戏校。过两天你就送宝宝到戏校报到去吧。”少春明明知道是老太太宠孙子，也不敢说，只能顺

着老太太的意思办。不过，李少春只把宝宝送到学校门口，嘱咐宝宝：“一进学校这个大门，一切都要听

老师的，不能怕苦，不能怕疼，不要拿你爸爸说事。“他看着宝宝走进学校大门，就上车走了。入学的第

二天，新学生集合排队与老师见面，宝宝看什么都新鲜，十分活跃，在新生中很引人注目。丑角教师倪广

茂先生一眼就看中了他，把他叫过来说：“我看你们这群孩子就数你调皮，怎么样，跟我学小花脸吧。”

听倪老师这么一说，李宝儿可真傻眼了。虽然他还没有想到要继承父业，可他的心里想的也是要学他爸爸

的样子，演个林冲或美猴王什么的，怎么能让他学丑呢?幸亏这时王少楼先生走过来说：“倪先生，这是

少春的孩子，人家‘小达子’还指望他继承香火呢，还是让他学文武老生吧。”从此他就开始跟王少楼先

生学《鱼肠剑》、《辕门斩子》，跟杨菊芬老师学《搜孤救孤》，跟胡盛岩先生学《法场换子》，跟徐元

珊先生学《一箭仇》，跟张玉禅先生学《八大锤》，又跟马连良校长学了一出《借东风》，还一字一句、

一招一式地跟马校长学了一出谭派的《问樵闹府》。在课堂上马先生还一再对他说：“不管你学哪一派，

也得有谭派的基础。别小看这出《问樵》，学好了一辈子受益。”由此可见，他在北京戏校受到了特殊的

关照，学习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然而，他刚到戏校上课时，无论学文戏还是武戏，总爱傻笑。裤兜里装着

糖豆大酸枣，嘴里也总闲不住。马校长上课前拿出自备的茶叶桶让他去沏茶，他跟同学在茶炉房悄悄地从

马校长的茶叶桶里倒出点儿碧螺春，也沏了一杯，说要尝尝鲜。其实，他爸爸李少春喝茶讲究在京剧界是

有名的，他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呢?他不但自己偷着喝马校长的茶，还到处请客，让同学们都尝一尝，完

全是为了寻开心，再到一边偷着乐去。在诸连顺先生的课堂学《探庄》时，别人一看诸先生的严厉劲儿，

都有些发憷，就是他和杨盛春的小儿子铁虎照样贪玩，诸先生气得真想打他们，可开学，学校领导再三嘱

咐过诸先生，这些新来的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千万不能打。诸先生愣了愣，没辙，“扑通”一下跪

在地上说：“罢了，罢了，我的小少爷们，小祖宗们，我求求你们了。现在不兴打人，我不打了。我求你

们用点儿功好不好?你们再不用功，我就只好打我自己了。”说完，诸先生左右开弓，就打起自己的嘴巴

来了。李宝宝和杨铁虎一看诸先生动了真情，也慌了手脚，不知是吓坏了还是被感动了，一齐跪下来哇哇

地哭着求老师别打自己了，他们再也不贪玩了。就这样，老师和学生抱头痛哭了一场，老师的气消了，他

们也真的懂得用功了。

　　不久，李宝宝第一次登台演出《锁五龙》的徐懋公。回家跟他爸爸一说，李少春笑了：“好哇，好好

演，不过这个戏我还真不会，我就不去了。”那天演出，李宝儿非常用心。他第二次演的是短打武生戏《

武文华》，回家又向他爸爸做了汇报。李少春说：“好好演，你妈妈身体不好，我们就不去了。”

　　李宝宝当时是既希望父母去看戏，又怕父母去。听说父母不去，他感到是一种解脱，所以演出前他的

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就在他快上场前，有位眼尖嘴快的同学趴在他耳朵边说：“李宝儿，你爸和你妈都

来了，一进东安市场就让我看见了。“说者很得意，听者却立即紧张起来。话说他扮演的万君兆在头场“

走边”下场时，三个扫堂腿没走完，大带的穗子就缠绕在右腿上动弹不得了。台底下没喊倒好，也惹出了

哄堂大笑：到他蹬上两张桌子高的院墙往F翻“台蛮”时，耳朵里听见扶他上桌于的老师嘱咐他说：“别

慌，立腰提气。”可他一蹬上桌子就感到身不由己了，一头扎下来就坐在台上了。强烈的自尊心，使他马

上闪出一个念头：“我李少春的儿子怎么能如此丢人。”当时他真想钻到台毯底下去。
 
　　演出后，他的妈妈侯玉兰想到后台看看儿子摔着没有，再送给儿子一包糖安慰儿子一番。李少春说：

“行了，就他这样还要吃糖啊?”夫妇俩到后台，先到主教老师徐元珊先生面前道乏致谢，再分别到各衣

箱上向各位师傅道乏。走到李宝儿跟前，李少春一伸大拇指，说：“真行，你说我怎么夸你好?“这一句

话真羞得他无地自容，差点没哭出声儿来。

　　尽管这一天是李宝宝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也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就从这天以后，他就好像变了

一个人，上课再也不傻笑了，兜儿里的糖豆大酸枣也没有了。晚饭后学校安排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这

时再也看不到他和同学们在宿舍神侃了。有时他和关鸿钧同学一块儿拉《一箭仇》的枪架子，有时请琴师

给他吊嗓子，演出机会越来越多，很快就有了起色。

　　不料，在学校内部彩排杨菊芬老师亲授的《搜孤救孤》时，一句[西皮导板]“在白虎大堂奉了命”的

“虎”字他怎么也唱不出来了，那[碰板]“都只为，救孤儿，舍亲生……”他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没唱出来

。杨老师当场向乐队示意降了一个调门，他才算把这出戏对付下来。这时他感到羞愧难言。可梨园界都知

道，这是“倒仓”了，是演员最难逾越的“鬼门关”，同时也说明他开始懂“事”了，懂得许多儿童不该

懂的“事”。彩排后的那个星期六，平常急着回家的李宝儿却怎么也不想回家，因为他一回家就又是一关

哪，当然，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星期日的早晨，他还是听见父亲拉起了京胡。一听那[二黄原板]的过门

就是给他拉的，他只好到父亲的房间去吊嗓子：可是，他一张嘴唱，“娘子……”的“子”字就呲花了。

李少春把京胡放下后说：“宝儿呀，从今天开始你就暂时不要吊嗓子了，要注意保养，更不要乱喊乱叫。

以后每天早晨也不用喊嗓子，遛遛弯就可以了。如果学校规定一律要喊嗓子，那你头天晚上就请假回家。

”

　　这使李宝儿很奇怪，一是一向对他在学习上十分严格的父亲，今天不但没有因为他的变声而批评他一

句，更没有挖苦他，反而态度非常和蔼地安慰他；二是听家里人说，当年父亲和叔叔变声时，爷爷要求他

们每天到城墙根喊嗓子，要喊得城墙上的哈气结成冰才成。父亲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坚决不许他喊

嗓子。他常听剧团的人说他父亲是“李神仙”，在京剧界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父亲的，所以他相信父亲这一

手一定是高招儿。不过，变声不许喊嗓子，这在当时的京剧界还真是“蝎子拉屎—毒(独)一份儿”。当然

，他父亲不说，谁也不敢问。他呢，嗓子正在仓门上，说话都难听，不让他喊嗓子，他也是求之不得。更

何况他父亲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获得了特许。从此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围着他

这个宝贝疙瘩，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少春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发现，按父辈那种苦喊苦练的方法是很难掌

握自己嗓音命运的，他一直想摸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为此他特意到中央音乐学院拜访了声乐专

家郭淑珍，研究练声达四年之久。从而认识到科学的练声方法与嗓音生理：卫生的关系，总结出变声期以

保养为主、以逸代劳、循序渐进、不断增加训练量的科学方法。所以当他发现李宝儿变声后，并没有一点

责难的意思，而是尽量减轻李宝儿的精神负担，再实施他的新的练声方法。当时的戏曲学校，凡是变声的

学生，或者多年失音，或者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李宝儿不过数月就开始恢复了，再经过循序渐进地练声，

不久竟然能够演唱马连良校长亲授的《借东风》了。那天他一句[导板]下来，许多人都奇怪地问：“这李

宝儿什么时候变声了?嗓子怎么突然宽了?“连管理教学的老师都说：“我都不知道这李宝儿什么时候变的

声，又什么时候变过来的，只知道他有一个阶段嗓音有些别扭。”

　　由于李少春的亲自指导和监督，李宝儿的嗓音变声期奇迹般地很快就度过去了。从此李先生对儿子好

像更上心了。有一次，他让李宝儿听余叔岩的唱片，听到高兴的地方，李宝儿就不由得模仿起来。李先生

忙说：“可不能这么学，你的嗓音和资历与余先生的不一样，非要唱出他的韵味来是不可能的。你要听余

先生唱得怎么有味，好在什么地方，弄明白他唱得为什么好听?记住就可以了，凡是模仿别人的音质、音

色的都是不可取的。“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儿子现身说法，他说：“我的嗓音发声不同于余叔岩先生

，在学余先生的唱法时就结合一些谭富英先生的唱法。从根本上说，我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来唱的

，有时学余叔岩先生，有时学谭富英先生，有时还学一点儿‘麒老牌儿’。像一出《野猪林》我就学习了

六个流派，即以杨派为基础，有马派，有谭派，也有余派。我学的较多的是谭派，谭富英先生的唱腔唱起

来极其自然，没有一点雕琢的地方，是很见功夫的，唱来也最省力。例如‘购得宝刀心欢畅，太尉府中比

锋芒……’就是谭先生的唱法，真是行云流水；杀陆谦时我就学盖五爷；那句‘八扑—棍打得我冲天愤恨

’我学的就是周信芳先生。”“我学您行吗?”李宝儿说：“既然您已经是集百家之大成了，我学您不是

就省事了吗?”李先生一听就笑了，说：“学我准学出一身毛病来。我可能是个好演员，可不一定是好老

师。你照我的样儿来，到头来比谁都像我，人家准说你是个小李少春，这哪里是演戏呀，那不就成哏了吗

?不管跟谁学，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可不能跟刻模子似的。你们学校有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老师，你现在

还是跟老师好好学吧。”要论李先生的艺术才华，可天下淮人不服?然而，他和许多大艺术家一样，在儿

子面前总是非常谦虚诚恳地推崇戏校的老师。李宝儿在戏校8年，他没有给李宝儿教过一句唱，他每次给

儿子吊嗓子，从没说过唱腔本身的对与否，好与坏。他对李宝儿最直接的影响恐怕就是他每次演出必然要

带着李宝儿到剧场看戏，正所谓艺术熏陶而已，不过每次看完戏，他总不忘嘱咐儿子一句：“到学校，多

用点儿心，别拿你爸爸李少春去吓唬人。”
李宝儿在戏校的8年中，他的父亲只到学校去过一次。那是在他三年级时，学校要重新给学生归工归路，

他被分配到老生组学习正工老生戏。可能是李少春感到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意到学校的京剧科拜访了

王少楼先生和负责教学的张玉禅、钱荣顺先生，希望学校能考虑给李宝儿安排一定的武戏课。至于李宝儿

正式跟他父亲学戏，却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

　　“文革”前，胡盛岩先生曾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教他排演了一出《红灯记》，这样使他在“文革”中靠

这出戏还偶尔能够登台演出。可父亲听他一唱，就感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便在家中悄悄地教他一些传统

唱段，并说：“这些传统戏将来也许不能演出了，可是现在你唱的这些‘样板戏’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这些唱腔都是从那些传统戏中来的。要了解这些来龙去脉，才能知其所以然，才能唱出其中的意思。

”所以，在“文革”后期，只要父子见面，李先生就在家中给他补课。那时李宝儿已经毕业，正在北京郊

区的一个农场劳动。一天下工后，他在田埂上一个人遛弯，见四下无人，就默习起父亲教他唱的《四郎探

母》，一段“杨延辉坐宫院……”越唱越感到京剧传统唱腔的深奥。可能是他唱得太投入了，旁边有人他

也没发现。那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不知是谁给他打了“小报告”，竟然变成了批斗会，有人当场揭发他借

古讽今，把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比喻为“鸟笼子”和“浅沙滩”，把自己比喻为身在番营心在宋的杨四郎

。从此，他这个《红灯记》的李玉和就不让唱了，改成只有两句台词的“喝粥人”或卖木梳的特务。这倒

也无所谓，因为他从小就不争主演争角色，只要上台就行。在学校时，一看演出没他的事，就找老师“泡

蘑菇”，非要跑个龙套、来个群众角色，如果能上台念两句词，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随着批判的“深入

”，他终于被取消了上台的资格，连个群众角色也不让他演了。这使他感到极其苦恼。其实，知道他的人

都明白，过去他是个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就认一个“玩”字。后来，年纪大了，懂事了，他也就认准

一个“戏”字，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走心。如今给他扣上“对社会主义不满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他

倒也没往心里去，因为他还弄不明白这顶帽子有多重呢。那时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想唱戏。

　　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到红霞公寓拜访了谭元寿先生。他想，这时的谭先生是“样板团”最走红的大人

物，不知该是什么样子呢?想不到，他进门一叫：“谭老师。”谭先生就急了：“我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

可不能这么论，你父亲是我的老师，咱们是师兄弟。”李宝儿真没想到，大红大紫的谭先生对他父亲还是

那么念念不忘。而且，没等他说话，谭先生就主动向江青推荐李宝儿，说《杜鹃山》中的李石坚必须文武

兼备，只有李少春的儿子李宝宝最合适。在当时人妖颠倒、不讲亲情的年代，有人问谭先生，为什么总替

李少春的儿子说话?谭先生说，少春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总得报恩呀!就这样，李宝儿来到了《杜鹃山》剧

组。他一到排演场，那戏瘾终于得到发泄，又唱又念，又打又翻，一天到晚乐此不疲。眼看快要演出了，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在翻三张半高台的台蛮时，落劲儿没掌握好，右腿的跟腱、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大筋断裂了，送到医院—住就是半年。伤刚好，他就又投入了排练。很多同行都说，这个又

文又武的角色，就他演合适，到底是李少春的儿子嘛。那时他特别感激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他想，

要不是当年父亲找到学校给他安排了武戏课，在“八亿人民八出戏”的情况下怎么能有他演戏的机会呢?

　　后来他的父亲英年早逝，这使他万分悲痛。为了报答父亲的培育，传统戏解禁后他如饥似渴地找到他

父亲的朋友和弟子，要把他父亲的戏都拣回来。他请谭元寿先生教他《打金砖》，请茹元俊先生教他《三

岔口》，请高盛麟先生教他《霸王别姬》，请袁世海先生教他《华容道》……他要尽一切努力拓宽自己的

戏路，走他父亲文武兼备的道路。“文革”后他演的第一出传统戏就是与杨淑蕊合作的《打渔杀家》。到

中国京剧院后就与杜近芳合演《谢瑶环》，与杨春霞合演《霸王别姬》。或者是学他父亲的演法，前演《

失·空·斩》的诸葛亮，后演《三岔口》的任堂惠；在《群·借·华》中前演鲁肃，中演孔明，后演关羽

。至于《定军山》和《战太平》等戏他更是非演不可。如今他又在美国和台北按他父亲的戏路演出了《野

猪林》、《闹天宫》等戏。可是，不管是在台北还是洛杉矶，他一见到北京戏校的同学，总是非常感慨地

说：“我的哪一出戏也离不开咱们戏校的王少楼、杨菊芬、徐元珊、胡盛岩、张玉禅老师的苦心教诲，更

忘不了马校长—招一式地教我《问樵》。那时，儿位老师总说我，你现在不用功，将来就要后悔了!现在

想起这句话，真是百感交集、如果我当时听老师的话，我这两条腿早就压出来了。”
（摘自《松柏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