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楼考过我!"

    李少春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脉搏而前进的。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与袁世海首先改组了他的起社剧团，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民主议定各位演员的基薪，并随营业的升降而升降。少春约我正式参加剧团，担任编剧。我在这个剧团里编写的一个剧目是《夜奔梁山》。这是因为《野猪林》的上座成绩始终处于优势，屡演不衰，天津中国大戏院要求演出"二本野猪林"。所谓"二本"，是沿袭旧时代戏班的惯例而来：一个戏唱红了，总要借重这个戏的名字，接二连三以至十几本地排下去。实则文不对题，不成章法。《野猪林》演到"风雪山神庙"，已然结束了林冲、鲁智深与高俅父子的矛盾，谈不到接演"二本"。我同意继续写林冲参加起义队伍的故事，从脉络上讲，自然是林冲夜奔梁山、火并王伦。少容的林冲，有戏可做，世海的鲁智深，只得神龙暂隐，改饰刘唐。刘唐是"七星聚义"中一个活跃的人物，火并王伦，有他在内；从这个人物姓格的发展上，产生与林冲的矛盾，还是有戏的。我把我的想法说与李、袁二位，他们都同意这样写，并同意剧名定为《夜奔梁山》。

    《夜奔梁山》要突出"夜奔"。《林冲夜奔》原是杨小楼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仍传有唱片。少春的《夜奔》，学于乃师丁永利，身段、曲子，全是杨派路数。在教戏之始，丁永利曾详细地讲过杨小楼学演《夜奔》的全过程。少春说："丁先生告诉我，杨老板这出戏是1922年赴上海演戏时，向牛松山学的。当时只草草地说了身段，没来得及细拍曲子。回北京后，请方星樵先生重新拍曲，曲与舞合，又请王瑶卿、钱金福看他排练。王、钱二位都赞许他的嘴里醇正，身上玲珑。不过，全剧只由林冲一人载歌载舞，虽见功夫，却不够一卖(北京饭馆的菜一盘或一碗，称为一卖。不够一卖，是不足以餍饫观众的意思)。于是大家商议，就《夜奔》原套'新、步、折、江'(曲牌名)的结构，穿插几个场子，钱金福的金枪手徐宁起霸，郭春山的白衣秀士王伦坐寨，迟月亭的摸着天杜千，刘砚亭的云里金刚宋万接应林冲过场，最后林冲与徐宁打'剑枪'接'连环'再打'快枪'，双收后，由杜千开'挡子'，打'四股荡'徐宁败下，圆场齐唱尾声。经过这样的改编，不只场子火炽，而且制造了徐宁追拿林冲、梁山接应林冲的悬念，同时把林冲'一场干'的舞蹈，分匀调整，更显丰满。从此，创出了京剧《林冲夜奔》的独特风格，称为'大夜奔'，以别于昆戈社王益友、侯永奎常演的《夜奔》。"当时，丁永利是杨小楼的武管事之一，看了几遍，就学会了。丁永利不但教了李少春和王金璐，就是杨小楼的外孙刘宗杨，也是先向丁永利学的。在一个夏天的下午，丁永利在笤帚胡同杨宅的客厅里，给刘宗杨说《夜奔》。杨小楼在屏风后面的竹榻上抽烟，隔着屏风，考验丁永利怎样把他的绝招教给他的外孙。丁永利当时并未发觉，事后，宗杨泄露了秘密，宗杨说："那天您说《夜奔》，我姥爷(杨小楼)在屏风后头看了个整出，佩服您教得地道。"因此，丁永利曾颇为自负地对少春说了两句话："这出戏你唱吧，杨小楼考过我!" 我按照杨派"大夜奔"的路子，又加上"三立投名状"，描写林冲同情受苦的劳动群众，后半部的"智取生辰纲"，用暗场处理，先上刘唐，后上晁盖、吴用、三阮、公孙胜，投奔梁山入伙，王伦出于嫉妒心肠，暗使反间计，挑拨林冲与刘唐发生冲突，两虎相伤、坐收渔利，终于被吴用识破，火并了王伦。袁世海扮演的刘唐，有戏可做，特别是拾信中计，怒找林冲挑衅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发挥了少春、世海的艺术特色。他们二位，曾就我写的原本，按日常生活那样对唱对念，请我及时修订，好在我对于场上的表演并不生疏，当时就按照他们的主意，修订词句、安上锣鼓、加上身段，如同在台上演出来一样，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三人同心，剧本定稿。演出的成绩，十分圆满。我赞赏少春的"夜奔"，纯是杨派楷模，少春说："看是谁教的！教我的丁先生，杨小楼考过他呀！"继而他又赞许那场"刘唐寻衅"写得精彩，我说：看是谁演的！编这场吸的人，也经过演者考过他呀！"

孙悟空的七字谜

    在起社排演《云罗山》、《将相和》的时候，叶盛章已然加入，所以《将相和》的李牧、《云罗山》的刘小义，都由盛章饰演。以后又在《野猪林》里增写了李小二这一人物，"行贿闹店"一场，叶盛章的李小二与骆洪年的陆谦、娄振奎的管营，演得花雨缤纷，有声有色。并扩大了《夜奔梁山》，把"智劫生辰纲"改为明场，由叶盛章演白日鼠白胜。同时，固定了旦角为黄玉华。在抗美援朝时期，我编写了《虎符救赵》，由黄玉华演如姬，叶盛章演朱亥，李少春演信陵君，袁世海演魏王。起社新戏层出不穷，得到文艺界领导的重视，马彦祥同志建议起社改名"新中国实验京剧团"。遍演于天津、旅大、青岛、辽宁、哈尔滨、太原、开封、石家庄各地。1951年10月，全团参加了戏曲改进局，成立"实验京剧团第一团"。少春排演的第一出戏是魏晨旭同志编写的《新闹天宫》，少春饰孙悟空，叶盛章饰假孙悟空。第二出是近代史剧《宋景诗》。先成立了"宋景诗历史调查团"，从1952年3月初到4月底，在山东聊城、曹州一带调查访问了两个月，回京后，整理了材料，由田汉、阿甲、景孤血和我分场编写剧本。定稿后，9月排成，彩排两次，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这时我病倒了，一病两年，直到1954年才逐渐痊愈，在家中休养。

    在我卧病期间，少春不只一次地到国外演出，他的《闹天宫》得到国际朋友的高度评价。回国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指示：应当把《闹天宫》扩大为全部的《大闹天宫》，第一，要写出孙悟空的彻底反抗性；第二，要写出天宫玉帝的阴谋；第三，要写出孙悟空以朴素才华，斗败了舞文弄墨的天喜星君(天宫的状元)。改编《闹天宫》的会议，迫使我带病出席，具体工作，席让于景孤血同志。

     《闹天宫》通体昆曲，《大闹天宫》的改编仍须遵循传统，如何运用曲子，是个先决问题，因而孤血的改编本在音乐设计方面，遇到了暗礁。少春到我家来，希望我勉为其难，重新编写。

    我在结构全剧场子的同时，即安排了曲子的使用，并注意到曲与曲之间的调门统一问题。幸而我对于选用的曲子，都能上口，认识到它的艺术性能，可以在变调、降调、转调的基本规律上，移宫换羽，创造出和谐统一的新风格，写起来倒也流畅。少春满意，音乐设计和乐队也一致通过。

    彩排之日，周总理看了很高兴，只是对于孙悟空斗败天喜星君的写法，认为有些晦涩，希望另换一个方案。原来我在这场戏里，用对"对联"的写法，表现孙悟空制服天喜星君，例如，天喜问："两猿截木山中，问猴子如何对锯(句)？"孙悟空答："一马脱缰厩内，看畜牲怎样出蹄(题)！"这里，虽然用"猴子"、"畜牲"、"对句"、"出题"互相讽刺，毕竟是有些隐晦，不太醒目。周总理对此提出的意见，我欣然接受，而又蹙然扼腕，一时想不出更好的方案来。那时，我久病初愈，还不能搭乘公共汽车。有一天，坐三轮车下班回家，路经一条小巷，看见墙壁上有一张被风雨蚀残的宣传画，角落上画着一条狗，忽然触动思绪，想到半边墙立个犬，正是一个"状"字，由"状"字想到"状元"，由"状元"想到"臭状元"，用"臭状元"这个雅号，叫天喜星君自我嘲讽，岂不显明?制谜语本是我的惯技，于是浮想联翩，我草制了一个七字谜。第二天上班，少春问我新方案如何，我说："尚未定妥，只想了一个七字谜，请你猜一猜。"我就把"自大有一点"，"半边墙立个犬"，"不方不尖"，"不甜不咸"，"非雾非烟"，"勇往直前"、"人扛二棍，一长一短"的谜面说与他，他一边念叨，一边用手比划着，哈哈大笑说："是不是'臭状元酸气冲天'七个字?您想用这七字谜代替对联?"我含笑点头，他说："孙悟空用这个七字谜，叫天喜猜，天喜自言自语地念出来，正好取得自我嘲讽的效果。好!就这样!这一场毫无问题了！"果然，第二次彩排，又请周总理看，演到这里，总理也不觉粲然。

周总理推荐《响马传》

    编剧与演员，必须有默契，也必须有矛盾。默契是巩固剧本演出的基础，矛盾是升华剧本质量的条件。我与李少春，既然在编写秦琼上有了很深的默契，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在我编写剧本的同时，他已向他的父亲李桂春学会了梆子《秦琼观阵》的一切身段，我们齐头并进，先后完成。他读了剧本之后，对于中部的一个高潮，即秦琼穿着杨林赐与的盔铠回家辞母，惊起母亲悲愤的回忆。原来这付盔铠就是秦琼父亲秦彝的遗物，而秦彝就是死于杨林之手的这一情节，坚持请我割爱。他的理由是：全剧秦琼穿箭衣到底，中部扎靠，再换箭衣，扮相上有突兀之感，而且这个高潮的后果，势必引起观众对于"盗令激秦"、"三挡九战"的想像，而我们给以观众的却是"观阵"的结果，容易扰乱观众的欣赏程序。他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编剧的我，对于这个高潮，爱之深而写之切，一旦割除，未免悒悒。这是个不小的矛盾，经我再三考虑，仍然坚持。少春处世待人，最善于别径通幽，过了两天，他到我家里，兴奋地说："您写的那场'见母'，高潮，我又仔细读了两遍，确是震撼心弦的好戏，可惜夹在这出戏里，容易埋没，将来您可以再起机杼，重写一出，我单独演出。"这番安慰，在我是"其意若有憾焉，其心乃深喜之"，于是我接受了他的意见，矛盾解决。及至演出之后，我反觉得删去这个高潮，全剧显得精炼，正如一桌既已丰盛的酒席，还是免去压席的四个大碗为宜。关于剧名，我们也是有矛盾的。我最初定名为《秦琼》，他怕有自我标榜之嫌，请我更改，我说："这出戏的主题，是写机智勇敢的秦琼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革命行动，清洗了传说中'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宇。杀青之际，我还想用《秦琼新传》来标题。"少春笑着说："那就更安眼('安眼'是梨园术语，招致物议之意)了。您在剧本里塑造的出色人物，并不只秦琼一个，革命的行动，是依靠大家的同心协力啊！"闻言及此，我灵机一动说："既这样，就叫《三十六友》如何？"他又以剧名中不宜标出太多的数目字而否定我的提议。想来想去，由《三十六友》想到《贾家楼》，太俗！《贾家楼》想到《瓦岗寨》，太远!最后，我由《瓦岚寨》想到《响马传》，从《响马传》想到这支起义队伍的组成。我们斟酌再三，才共同议定《响马传》的剧名，又一次统一了矛盾。

     《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第二次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是在中和戏院。这天，周总理也来看戏，戏毕到后台，总理首先肯定了戏的主题和少春的表演，只提出两点意见：一、"观阵"时秦琼背着双锏，把金顶换为银顶，更显雅洁，二、秦琼妻子可以再多描写几笔。总理并推荐《响马传》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先安排到中南海演出，请中央首长欣赏。

    中南海演出之日，《响马传》受到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鼓励，认为是《野猪林》的姐妹篇，同意周总理的推荐，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之一。周总理又提议加入谭富英演徐茂公，裘盛戎演单雄信，添写唱段，发挥他们的唱工，锦上添花，增霞蔚云蒸之致。

儒雅的关羽

    在李少春的艺术画廊里，有一幅红脸绿甲的关羽图像，等待他施朱染碧，妙笔完成。他虽然常常演出《群、借、华》的关羽，毕竟是短短两场戏，难饱众望。为了填补"红脸戏"的空白，他前后从小王麻子(李吉来)学了《水淹七军》、《古城会》。但是他希望演出的，却是当年杨小楼、郝寿臣演过的《灞桥挑袍》。

    少春认为，关羽的品质、性格、思想、感情，不一定表现在铁马金戈的战鼓声中，文场子更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挑袍》前后的特定环境，正符合这样的演法。同时，少春也听说过杨郝此剧，仅演两场而销声匿迹。他问我，是不是当时的演出未臻完整?我告诉他："当年杨郝演此，堪称双绝。只因为第一场在吉祥戏院演后，杨小楼即觉头疼，他生平信奉道教，以为亵渎神灵，示惩于身，他的夫人严命女婿刘砚芳(当时杨剧团的管事)在庭院'跪香'，遥向关神谢罪。可是第二场之后，杨小楼头痛依然，忏悔之余，决定不再演出。实则他的头疼，是有科学道理的。跟随他多年的容装师傅靳荣轩，也曾亲口向他分析，原来杨小楼演素脸戏，是在他头部'马子盖'以下一寸五的部位勒网子，演勾脸戏，则齐着'马子盖'勒网子，较素险戏高一寸五分，这两处的肌肉，习惯地束磨，从无不适之感，而关羽的脸谱，要勾得比一般花脸矮，勒头在'马子盖'下的一寸部位，高于素脸五分，恰恰是不常勒网子的肌肉部分，自然不习惯地感到头痛。勒师傅分析的虽有道理，而杨小楼基于迷信，总以为敬神如在，不敢再试，所以两场演后，即成绝响。可惜他那些富有风格的身段，不再见于今日。少春夙闻杨小楼在此剧中确有独特的创造，从我的谈话中，领悟到杨派关羽那种儒雅的风格，更引起他上演《灞桥挑袍》的兴趣。

    我们共同研究制定了全剧提纲，从徐州失散、屯土山约三事起，包括赠金赠马、挂印封金，直到挑袍。"斩颜良"、"诛文丑""虽是关羽正戏，少春同意在暗场表现。明场渲染的是：曹操估计关羽之不能真心附曹及关羽任曹千方百计、自有一定之规的坚强意志。剧的风格，表现于"风云舌底遣心兵"，不借重"铁骑突出刀枪鸣"。在暗场"斩良诛丑"以前，着力地写了一场"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的思想交锋之宴，刻画关羽、曹操的内心世界，从"温酒斩华雄"曹操初识关羽写起，发挥唱、念艺术，在几番对白之中，捕捉语丝笑片的机锋，突出双方的内涵矛盾。剧名则定为《灞陵桥》。

    少春、世海接到剧本，投入排练，半月后即首演于人民剧场。世海的曹操，大有发挥，公认为是《煮酒论英雄》以后的又一杰作。少春的关羽，早有灵犀般的会心，把南北两派的红脸表演技巧，和谐地融化于杨派关羽的风格之内，观众异口同声地说：李少春真是才长心细，创一个，是一个。这般儒雅的关羽，具有李少容自己的独特风格。

与少春最后-次的合作

    李少春最后塑造的一个舞台人物形象，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也是与我最后合作的一出戏。在这以前，他曾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我虽然也曾编写过《香港怒潮》、《鸡毛信》、《迎春花》，导演过《古往今来十三陵》等现代戏，略有寸得，但总觉得没有他塑造出来的人物完整。这次合作，我们曾就运用唱、念、做、打等表演程式如何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交换过意见。少春希望我写《红灯记》还要一如既往地把作者想像到的表演程序写在剧本里，启发演员。我也希望他在研究排练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想法及时地告诉作者，不要顾虑作者的情绪，即便推翻了剧本，从头再写，也没关系。

     我为我的写作前景，制定了"摸索，改装，蜕化，创新"四步工序，与少春塑造人物的工序，不谋而合，只是他把"改装"易为"尊重'。他认为，不尊重传统的表演风格，可能会落到不像京剧的结果；在尊重传统的原则下，经过蜕化，达到创新。而这创新也不是故意地标榜新奇，只求适应现代生活的表现而已。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排练开始，我问他："李玉和这个人物，你用什么脚步?"他说："既然是京剧，必须在京剧的表演程式上去摸索。我演杨白劳，用的是老生的衰派脚步，演少剑波，用的是武生脚步。李玉和与鸠山的斗争，不是诉诸武力，而是心兵交锋，李玉和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必须是内涵的。我想用武老生的脚步，腿抬得高，步迈得窄，有一股内涵的英武之气，可能适合李玉和这个人物。但是运用起来，心里是武老生脚步的'范儿'，走出来却不能硬梆梆的见棱见角，这就是蜕化，假若尝试成功，就算创新。"通过他的分析，我看到他在"赴宴斗鸠山"那场戏里，刑后再上，撑椅挺立，怒指敌寇的两晃摇，问他是不是化用了《独木关》的薛礼的身段，他含笑反问："您看出是哪处的身段?"我说："当然是火头军'搀人儿'的身段了。"他说："那是我的初步方案，试了几次，还觉得不够英挺，我又改用薛礼上马、病体不支、以枪拄地的两晃摇了。" 少春尊重传统，化用传统，不仅仅在表演上做出成绩，唱工方面，也是如此。那段"临行喝妈一碗洒"，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来"字上，用中州韵的四声发音，把阳平的"来"字，唱成"籁"字，就仿佛梅兰芳唱《凤还巢》那句"女儿言来听根源"一样地韵味盎然。我有时在他面前哼唱这句，他说："您想没想，假若这个'来'字不用去声唱法，是不是就像其他地方戏了?"我笑而颔之，联想到他唱的那段"提篮小卖拾煤渣"，精简过门，创造出口语化的唱段风格，结合他自己定下的"摸索、尊重、蜕化、创新"的八字工序，由衷地钦佩他是位忠实于传统而又富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

    《红灯记》改动频繁的是"刑场斗争"一场，这并不是演员跟编剧、导演的矛盾，关键是江青伸入了黑手。最初，李玉和上场唱[新水今]，江青仇视昆曲，斥责作者不懂得用静场的"导、碰、原"成唱腔。少春安慰我说："假若作者不懂得用'导、碰、原'，他也不敢接受改编《红灯记》的任务了!可能是她感觉唱工不够丰富而挑毛病，您何不在后面见李奶奶时，丰富唱段？"少春虽出于善意地安慰作者，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终于在江青的"圣旨"下，删割[新水令]重写"导、碰、原"。恰在这时，少春喉病复发只得辍演。阴云未散，狂飙又起，十年浩劫，夺去了少春的生命。我本来很有兴致地写这个回忆录式的《我与李少春》，写到这里，不觉悲从中来，泪随笔下，兴致索然，只好搁笔。他日兴之所至，式可补遗二三，庶成全璧。（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