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通 兴国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3年，邱先通回到家乡，县政府考虑到他家的房子破旧，住宿条件差，准备接他回县城招待所住。他不同意，说要在家乡住上几晚。乡里的干部安排他在乡政府住，他也婉言谢绝，非要住在他出生的老房子里不可。他说：“住上我家的老房子，回味往事，会加深我对家乡、对人民的感情。”邱先通到村子里几十户人家走了一遍，给每户人家送了20元的见面礼。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当大官发了财，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在家时，你们对我很爱护。我走了后，你们对我的父母诸多照顾，现在我代表我的父母聊表谢意。钱很少，这是我的心意，你们收下我就高兴。”“毛泽东同志常常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你们进了城，生活条件好了，不要忘了当年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要回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那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是有好处的。”当他了解到家乡的小学有幢教室有漏，学校没钱买新瓦维修时，就慷慨解囊，掏出自己身上不多的一点生活费180元，给学校买瓦。学校领导说：“老首长，你自己的钱不要拿，请你出个面，给县教育局打个招呼，拨点款给我们就是了。”邱先通则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教育局的钱是国家的钱，全县还有很多教室是危房，要体贴他们的难处。我们要尽量给国家省钱。”当时生产队没有柴油机，稻谷和猪饲料的加工粉碎都是挑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邱先通回到部队后又给家乡寄了200元钱买柴油机。钱虽不多，但群众说：“老将军的心意我们记在心里。”

那次回乡，他发现村里左邻右舍的婴儿特别多，超生的小孩多，特别是当他了解到他的堂弟也有超生现象时，当即找到村干部，通过召开群众大会，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村的田就这么多，如果家家都超生，这怎么得了，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堂弟“多子多福气”的封建思想。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很严，但是他反复提出要大家实行计划生育，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把超生带来的恶果条分缕析地说得很透彻，说得大家羞愧地低下了头，接受了他的意见。从此，村里的许多青年人都主动实行计划生育。

邱先通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身体一直不好。6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在东北工作时，曾多次写信回乡，询问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家乡的面貌变化，关心家乡建设事业。临终时他嘱咐家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要忘了祖宗，不要忘了我的出生地，我不是要你们去搞封建迷信的那一套，而是要你们像我在生那样，跟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和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力量支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