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求学期间，毛伯林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协会（共青团前身）。这个期间正好横跨了中国解放前后两年，毛伯林始终保持着跟地下党的联系，就连1951年的留校也是为了响应党“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号召，可以说他的大学充满了革命主义的色彩，连工作亦是一颗红心地服从组织。

毛伯林以助教的身份留校不久，1952年就被作为第三批选派的优秀人才进驻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学习。从这点来说毛伯林也是一直被幸运之光笼罩着，他也并没有把幸运当做挥霍的资本。从他口中可以看出当年懵懂地留校只是简单地服从党的命令，刚刚解放的中国运动颇多，学校复校之初还更多是按照团市委布置开展各种诸如肃反、抗美援朝之类的运动，这次进修反而让毛伯林理解了教师职业的严肃性。从未想过自己要当老师，可一旦被组织赋予了教师的身份，毛伯林便深觉要对得起党的培养，一辈子搞教学，首先把自己培养好。

三年寒暑，毛伯林一直在闭门苦读，人大带给他的不仅仅是阎达五、赵玉珉、谢韬、苏星等知名学界的指导，还有身边孜孜不倦、锲而不舍钻研的同学们。毛伯林提起每学期期末考试都是口试，当时叫“三堂会审”：在三四个老师的监督下，抽取考题，略作准备，当面应答，当场打分。很多同考者都是曾当助教、讲师许久，经验丰富学术扎实的老师，与他们同台竞技，毛伯林没有示弱，他拿到了全部满分（5分）的成绩。

三年一晃而过，1955年返校时，毛伯林满载而归。何谓满载，连毛伯林也深刻感受到自己在知识水平、专业实力、理论素质、讲授能力上的提高，四川财院的会计系成立了好几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由几门课程的老师组成，常常讨论课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在讨论中，总是能够看出多读了三年的老师们对问题看得远、讲得深透，在课堂上更受学生欢迎。学成归来的毛伯林依旧是助教身份，但是已经开始能够为经济活动监督与检查等课程编写教材，两年后也能自己开出课程来。

时光在变，课程在变，政治环境在变，积累在变，唯一没变的却是毛伯林助教的身份，旧日同学听闻此事也都深表诧异，因为他们几乎返校都提了职称，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批斗、停课更是把此事搁置了起来。所幸的是，文革闭校期间，校领导颇有远见地保存实力，工资照发，学校得以在运动一结束就恢复元气。现实也没有薄待他，复校后毛伯林就在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位置上完美地三连跳，他把这些归功于人大三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会计系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系务委员会主任、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等主任的名衔也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连笔者也忍不住开玩笑尊称先生为“主任专业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