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志同志根据党关于“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的指示，撤出了四师，回到他的家乡南坬村，办起冬书房，以教书作掩护，在群众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始进行地下秘密工作。1928年春，他接受党的派遣，在佳县王成家村、郭家圪 村和南  坬村一带，以小学教员为名，从事发展党团组织活动。1929年，张达志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特委书记赵伯平巡查了南坬村的工作。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后，将特委机关迁至张达志的家乡南坬村。张达志家便成了秘密接头的地方，他办的冬书房成了特委机关的所在地。他本人一方面负责佳县特区工作，另一方面负责特委的联络接头工作。

    为了党组织的安全，每当特委在张达志同志家召开会议或进行活动时，张达志同志的双亲就在门外站岗放哨。陕北特委在南坬村活动期间，各地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来往频繁，从未发生过一次意外，保证了特委机关的安全和党的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与张达志及家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时，敌人曾悬赏要买张达志的头颅，他的家院被敌人多次查抄，父亲被敌人抓住绑吊起来拷打。党的地下负责人为了他家的平安，特地为他父亲办了一次假丧葬，堆了一座假坟，才把敌人蒙骗过去。

      1933年5月，张达志同志被任命为佳县县委书记。、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张达志同志作为佳县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又有6位同志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在这腥风血雨中，陕北特委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常学恭等同志置生死于度外，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去天津向中央北方代表汇报工作，其他领导同志分赴各地巡查，组织革命武装。是年冬，张达志同志参与组织领导了佳县木头峪暴动。

    1934年底，陕北组成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兼红一团政委，随即在对敌斗争中接连打了三次胜仗。1935年4月，陕甘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北上，与陕北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张达志任军委委员、总指挥部党委书记。在刘志丹同志的统一领导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把陕北和陕甘两个苏区连成一片，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同晋军作战，打了两次胜仗，从此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张达志同志先后任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政委和十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和东征。那时，他和刘志丹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直到劳山战役之后，由于王明路线的迫害，刘志丹同志被捕入狱，他俩才暂时分开。尽管刘志丹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的高风亮节，却深深地印在张达志同志的脑海里。

    恰在直罗镇战役的前夕，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来到了张村驿。此时，张达志正为肃反扩大化窝了一肚子气，一见到周副主席，就立即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并要求调离十五军团。周副主席安慰他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正在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火。共产党人应能伸能屈，经得起委曲。你要继续在十五军团好好工作！”这是张达志第一次见到这位蓄着大胡子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言简意赅的指示，像春风化雨，解开了他心头的疙瘩，给他增加了进取的力量和信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达志同志任中共陕北东地区地委书记。9月，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O师警备六团政治委员。临行前，毛主席在延安的凤凰山麓亲切地接见了他，勉励他到前线奋勇杀敌，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并且还亲笔签署了委任状。张达志等一行10余人，东渡黄河到达太原办事处后，见到了周副主席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周副主席在同他亲切谈话中看到张达志一行每人只有一个背包，穿得破破烂烂，看到这般情形，周副主席便让办事处给他们每人发了两块钢洋、一条毛毯、。一套军装、一袋干粮。其间，每逢日本飞机轰炸，周副主席总要亲自到防空洞里把他们安顿好。张达志同志身患疟疾，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副主席还叮咛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奎宁。   

张达志同志第一次知道贺龙同志的英名，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可是，这次他们赶到山西神池县一二Ο师师部相见，一见如故。贺龙同志举止潇洒，谈吐爽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丝毫官架子，对部下关怀备至。在神池，张达志又患了疥疮，每天要擦洗敷药，而后用火烤，使得行军时难以骑马。贺龙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派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往雁北前线。张达志同志一到前线，就不顾病痛，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遵照贺龙和关向应同志的指示，不畏环境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带领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马寨战斗中，堵住了日军向国民党何柱国部的进攻。参加了收复七县的石板沟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我晋西北地区多次的血腥扫荡。

    1938年，以孙超群为团长、张达志为政委的警备六团两上雁北，两打广汉营，歼灭了当地的伪蒙军。积极配合李井泉支队北上大青山，夜袭平绥铁路以北的沙坝车站，掩护姚哲同志所率之七一五团一营顺利地与李井泉指挥的大青山支队主力会合。

    1940年9月，张达志同志调任大青山骑兵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大青山，是晋绥的前哨，晋察冀的后卫，通往蒙古的要道。1942年，日军用2.5万人的兵力，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在敌众我寡、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达志率领骑兵支队，同数倍于我之敌，不分昼夜，浴血奋战，胜利地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和指挥机关，为而后恢复绥蒙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受到了贺老总的通令嘉奖。之后，张达志任塞北军区副政委和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政委，中共绥蒙区党委书记。张达志同志在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期间，在极端艰苦的整整八年的日日夜夜里，风餐露宿，驰骋疆场，和各民族人民并肩战斗，为开辟、建立、扩大雁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和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张达志同志继续担任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参加了绥包和集宁战役。随后，张达志同志任陕甘宁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和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令员、警备二旅旅长以及陕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晋中和太原等重大战役。在晋中战役中，张达志率部一举消灭敌暂编三十九师，以及忻州所属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近万人，忻州全境得以解放，受到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的通报表彰。在太原战役中，张达志率部攻克阁梁、牛驼寨等重要据点，为解放太原创造了条件。

    太原解放后，张达志同志组织部队进行短期休整后，又日夜兼程返回陕北，包围了榆林，促使榆林守军、国民党二十二军举行起义。

    榆林和平解放以后，张达志同志又奉命率部马不停蹄地奔赴解放兰州的战场。

    1949年夏天，西北土皇帝马步芳为了固守兰州，调集了其最精锐的部队一九O师，镇守沈家岭、狗娃山一线，准备与我解放大军决一死战。他扬言：“沈家岭是兰州大门上的一把锁，有沈家岭在，就有兰州在。”我军在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统帅和指挥下，当时任一野第四军军长的张达志与政委张仲良率领指战员担任了主攻沈家岭、狗娃山的战斗任务。他们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和支援下，仅用两天功夫，就砸开了兰州“铁门”上的大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头。事后，彭老总在兰州的“三爱堂”接见张达志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一来四军就打胜仗，好呵！我彭德怀向你祝贺。”由于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关键性战役，所以，张达志同志率部打了大胜仗，才有幸得到一向很少称赞部属，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彭总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张达志同志继续担任第四军军长职务。1952年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公安部部长、西北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为保卫社会的安定、保卫各族人民的胜利果实，为顺利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4年底，张达志同志由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业后，又重返西北，于1955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是年9月，张达志同志被授于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兰州军区任司令员的15年里，张达志同志十分重视部队和地方建设，为巩固西北边防和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1969年11月至1977年9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期间，他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的题词精神。在“文化大革命”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排除干扰，狠抓部队建设，为我国“战争之神”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担任军区和兵种主要领导职务这20多年里，张达志同志为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培养部队的优良作风，为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而呕心沥血，忘我地工作。他经常到连队蹲点，深入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现场，言传身教，扎扎实实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