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出发前，我总感到有一点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应沉下心来好好读几本龚老的书，或者找一些有关他的资料看一看，或者把采访提纲拟好。因为，我将面对的是一位理论专家，一位党史权威啊。

2005年3月1日，晴，微风。早春的北京仅有一丝丝绿，一眼望去，似乎还被冬裹着，茫茫一片。龚老寓所所在的那个大院有门卫把守着。我先在门卫处登记，由门卫与龚老家通电话后，才放行。我一边数着房子的栋号，一边看着整齐排列的房子，院内沉寂，干净。我站在龚老寓所的栅门外，欣慰地看了一下远处，就按响了门铃。

龚老住在二楼的一个单元里，我们三人进了客厅，刚坐下，保姆就端上热呼呼的茶。客厅不大，文化味浓，一幅由于立群题写的书法作品“东风”二字用镜框镶着，占据了客厅的正墙。刚劲有力，笔力遒美，墨浓笔粗魏碑体字，让龚老家的客厅有一种非凡的文气。对于这幅书法作品，我没有多问龚老，心里琢磨，龚老肯定喜欢这幅书法作品，不然的话，怎么挂在显眼之处？

    书房与客厅是相联的，没有任何遮掩的屏障，进客厅就可直观到书房。书房比客厅大，书柜挨着两边的墙立着，书就立在书柜里，满满地挤着。这书房就像将军用兵场，书籍就像列队整齐、整装待命的士兵，随时听从上司的调遣。龚老的书房真可谓具有大学者风范。龚老是一位爱书的人、读书人。我在龚老写的《党史札记二集》中就看到这样一个细节：“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八百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这短短的几笔，不到100个字的文字，清楚地概括了龚老从青年时期起对书就有一种特殊的爱好，爱书如命，那时，他20岁还没有出头啊。

    书房里摆着的几盆我叫不出名的鲜花，很有一股生气。新春佳节的欢乐祥和气氛仍在龚老家里延续着。

这是我与龚老第二次见面。

    我们略微寒暄后，就直奔主题——请龚老谈谈对周扬的印象。

    龚老告诉我们：1997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几番风雨忆周扬》，从他知道周扬、见到周扬、后来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同周扬逐渐有了较多的接触写起，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不溢美也不饰非，想留给后人一点史料。

龚育之第一次见到周扬时，还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从清华大礼堂座位上远远看到周扬在讲台上。周扬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很能吸引听众，还略带益阳口音，这只因龚育之是个湖南人才能听得出。1952年他分配到周扬任副部长的中宣部，在科学卫生处工作，同周扬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只能从周扬的文章和报告中“接触”周扬。那时的龚育之，对于周扬的文章和报告是很注意，因为周扬代表着党的领导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这是年轻的龚育之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后来龚育之参与《科学十四条》和《文艺八条》的修改，同周扬的接触渐多。1963年，龚育之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帮周扬起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篇文章后来经过毛泽东修改，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发表，是当时一篇重要的报告。

    我问到周扬杰出的贡献是什么时，龚老把靠在沙发背上的身子挺直，略思索了一下，认真地说：周扬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和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回过头来看，各个时期的周扬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谁能没有失误呢？无论是贡献，还是失误，周扬的影响都深深地刻印在中国文艺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归根到底，瑕不掩瑜。研究周扬，我们都不能过分纠缠在那些历史恩怨上，琐碎家事上，要看大局，要研究深刻影响于中国文艺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东西。

    我们希望龚老为《三周研究》赐稿。龚老说，目前还没有什么要写，你们可以刊发《周扬集外集•序》一文。

    至于题词，龚老很谦虚，表示自己不擅长书法，这是他积极“换笔”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想到，75岁高龄的龚老，竟“换笔”有10年了，早已由“提笔”改为“敲键”。在电脑上敲打，增删、修改稿子他已游刃有余，像捏面团一样方便。自然，网络也成了他晚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次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信箱中有没有“E-mail”，有事就发“E-mail”，“E-mail”缩短了他与朋友、同志、亲属之间的距离，相对来说，也延长了他的创作生涯。

    在我们的恳求下，龚老默了一下神，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粗硬笔，在一张十六开的信纸上，为我们题写了“研究三周，继承和发展三周文化”的题词。不难看出龚老的字刚柔并济，题词中透出龚老期望三周研究会健康成长，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谈到龚老的家世和经历时，龚老说，我们是老乡。他1929年12月26日出生在湘潭，先在湘潭双塘巷小学读书，后转到宁乡花明楼靳江小学、自得小学、靳江中学读书。自得小学办在宁乡周氏宗祠。这是一所大屋，称为“宁乡大屋石家湾，三排九栋一百间。”花明楼靳江中学就是现在的宁乡四中。1988年，1998年，龚老两次回湖南，还到了宁乡花明楼。龚老说，1988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时，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还专程到益阳市、益阳县、沅江市走了一走。

    从龚育之的个人资料来看，不难发现有两点与两位伟人联系在一起：他1929年12月26日出生于湘潭，出生月、日与毛泽东相同，出生地的县份相同；他的父亲龚饮冰是邓小平的亲密战友。而龚育之自己后半辈子大部分精力在研究这两位世纪伟人的生平与思想，这是巧合，还是一种机缘？

    龚老长期从事党的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党史研究工作，是中国知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参与了多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著述除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科学的力量》外，在党的理论和历史方面，主要有《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龚育之论中共党史》、《论旗走笔》、《大书小识》、《在漩涡的边缘》。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龚育之数十年笔耕不辍，出版了《龚育之文存》三卷，百数十万字，这是他成长道路和人生追求轨迹的折射。三卷文存出版后，又陆续出了《党史札记》和《党史札记二集》，“党史札记”专栏还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陆续连载。我读他的党史札记，感到他具有一种独特旁征博引，以翔实的史料说明一个问题的功力；对一些党史细节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的文风，使读者爱不释手。1999年龚育之从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做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2003年起也不再做了。但他还保留了一串学术研究方面的头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哲学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龚育之的父亲龚饮冰和夫人孙小礼。

    在采访前，我知道龚育之是中国理论界的权威，并不知道龚育之出身于红色家庭背景。他父亲龚饮冰1896年9月2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人员，当年与邓小平一起秘密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时期，龚饮冰在湖南的公开身份为亚陆通讯社记者、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委，曾与谢觉哉等在湖南办过《湖南民报》，一度任国共合作的湖南省政府秘书。1927年马日长沙事变，龚饮冰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20余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机关主管会计，参加过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海解放，龚饮冰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初，龚饮冰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是党外人士黄炎培），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毛泽东得知龚饮冰在地下工作时曾以佛教居士身份为掩护有关情况，建国后曾笑称龚饮冰为“和尚部长”。

    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是龚育之清华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位读书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不但生活上是伴侣，学术研究上更是一对帮手。孙小礼著有《数学·科学·哲学》、《文理交融》等文集和专著。龚育之的《科学·哲学·社会》与孙小礼那本书名类似的书，同属于“交叉科学文库”。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就是孙小礼主编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不久，将出新编增订本。不难看出他们真是一对学术上的黄金搭档，珠联璧合。

    出生在湘潭的龚育之，不像是南方人，个高，少说也有一米七五以上，天庭饱满，花额子生得高，用老人的话说，天生是一块读书的料。他穿着随便，上身着一件豆色的毛衣，下身穿一条深黑色的裤子，只是起坐有点困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龚老和蔼可亲、宽容正直、博学多才，让我从心底里生发出由衷的敬仰。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龚老赠送杂志和用“E-mail”传递材料给我。采访文字写好后我用电子邮件发给龚老审阅，龚老认真地在电脑上用红墨水的功能修改审定文稿。让我感到遗憾，无法得到他亲自修改的“墨宝”。不过，存贮在电脑中的修改稿，永远珍藏于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