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乎？ ——怀念郑晓江老师 朱人求 王玲莉 癸未年正月初八，小年刚过，QQ群上传来郑晓江老师仙逝的消息，还以为是恶作剧。郑老师的精力多么充沛，他的生死哲学体系正在完善，他的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正如火如荼，他怎么舍得突然离开我们呢？师兄徐春林的电话证实了这一噩耗，我们赶紧订了车票，第二天急忙赶往南昌。车到南昌，窗外凄风苦雨，灰沉沉的天空竟飞起了小雪，但落到地面立即融化，使得凌晨的南昌更加冰冷刺骨。我们的心情也降到了冰点，但思绪却伴随着雪花飞回到二十年前从游郑老师的学生时代。 神游斋 南昌大学求学的三年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在神游斋度过的美好时光了。神游斋坐落在红楼二号楼最西南角落，二号楼是南昌大学青年教工宿舍，著名的筒子楼。每次走进二号楼，绕过一路的锅碗瓢盆，午餐晚餐的时候更是需要穿越全国八大菜系的芬芳，我们才能顺利到达三楼书香四溢的书斋。神游斋是我见过最简陋的书斋，走进书斋，豁然一张超大的课桌摆在门前，这是学生宿舍都能见到的课桌，两边各有两个大抽屉，门向上开，合上有点向下倾斜，这是我们上课的桌子，也是郑老师招待客人的多功能茶几和饭桌。课桌两旁是四个简易的书架，堆满了中国哲学、人生哲学的书籍，都快堆到天花板了。靠窗有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平面的书桌，沙发上面总是堆满杂志和信件，书桌不大，上方有一个奖牌，印象中是郑老师的《中国死亡智慧》在台湾的获奖和认可。书桌两侧墙上各有一个水泥铸成的壁橱，没有门，可以放书或杂物，上面堆满了一个又一个牛皮袋。有一次郑老师得意地对我们说，这些牛皮袋里都是他做的读书笔记，每一个袋子都分好了类，都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来。郑老师以神游斋为家，他说，他每天6点起床，12点上床，白天基本都在书斋，只有晚上回家休息，连周末都在神游斋里做学问。怪不得郑老师的学问做得这么好，我们都只看到郑老师的风光无限，可又有谁知晓郑老师在神游斋里的辛苦耕耘呢？ 神游斋的生活快活似神仙，在书海和古今哲学精神中神游则别有一番滋味。郑老师对神游斋的解释别具意味：“神游者，任思绪自由飞翔也。”神游斋虽然简陋，还是暂借的，但它毕竟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这里精神上可以完全放松，可以嬉笑怒骂，挥洒自如。正是在这简易的书斋里，郑老师为我们讲解《中国哲学史》（上下）、《中西人生精神》（与詹世友老师合上）、《文化哲学》（与李承贵老师合上）。从1994年9月到1995年6月，《中国哲学史》我们上了足足一学年， 那一年是郑老师破格晋升教授的一年，是郑老师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也是郑老师意气风发的一年。记得当时郑老师为我们定下一条规矩，谁收到稿费，就要拿出5%来请客，自然而然，每次都是郑老师请客，而且几乎每次上完课后我们都有聚餐。徐春林、高霞、彭开先和我们就拿着郑老师和我们自己的碗和盘，分别跑到一食堂和五食堂买来饭菜，再带上几瓶啤酒，就在神游斋的课桌上觥筹交错、大快朵颐。神游斋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让我们流连忘返，朱人求和徐春林在二年级又跑来蹭课，不要学分又修了《中西人生精神》和《文化哲学》， 每节课最后郑老师的精彩总结和点评总能将课程推向高峰，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神游斋失火。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郑老师的小舅子到神游斋拿东西，离开时忘记吹灭蜡烛，结果慢慢点燃了书桌上的稿纸，整个书斋被浓烟熏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发现。等消防队员用消防斧劈开门锁，神游斋里所有书籍和物品熏得一片漆黑。幸好神游斋密封性很好，否则整个书房将付之一炬。郑老师非常伤心，他所有的书稿、笔记和资料都在此处，这里凝聚了他所有的心血。记得郑老师当时说过一句话，“如果神游斋全烧光了，我就出家当和尚去。” 做了学者之后，我们深深知道书房对学者的重要，也深深理解郑老师的失落和无助。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每一本书檫拭干净，重新放回书架，神游斋又恢复为原来的神游斋。 神游斋不仅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南昌大学的文化中心。1994年，我们刚上研究生的时候，哲学系的郑老师与中文系的江冰、历史系的邵鸿号称南昌大学“三剑客”，共同发起“赣文化”研究，倡导建立“赣学”，编辑出版《赣文化研究》辑刊，由郑老师担任主编。神游斋也是“三剑客”论剑聚会的地方，还有很多的南大名流雅士（如陈东有老师、林一民老师、杨雪骋老师、詹世友老师、李承贵老师等）常来聚会，一时间，“神游斋”成为南昌大学乃至江西省的学术文化中心，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们毕业后，南昌大学新建了前湖校区，老区给了附中，一二三号红楼顷刻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神游斋也成为快乐而感伤的历史记忆。 美好是一杯清茶 在神游斋上课是一种极品的享受。一杯清茶，一抹书香，郑老师朗爽的笑声，我们激烈的辩论，构成了神游斋永久的记忆。郑老师常说，美好的生活就像是一杯清茶，静静品味，方能感悟生活的优美。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美好是一杯清茶》，郑老师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婺源茶校采茶制茶的过程，他说：“美好不是拥有，而是饮茶般滋滋有味地品尝。美好不是浓彩重墨，不是顶点极限，而是如茶水一样淡淡的、雅雅的、静静的。美好不是别的，它尤如一杯清茶，淳厚、清香、悠远、淡雅……”有趣的是，这篇文字却被人读成《美女子是一杯清茶》，郑老师郑重地说，改得好啊，我们乐了很久。 神游斋的课堂有时候也延伸到青山湖草地，1995年冬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带着录音机、零食来到青山湖畔。那时的青山湖还是原生态，青青的草地，清澈的湖水，一群白鹭轻盈地在蓝天白云中滑翔，还有几只奶牛在悠闲地吃草。郑老师、杨雪骋老师、李承贵老师为我们讲授他们的国家课题“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我们一起自由讨论。然后就是自由活动，郑老师、杨老师和高霞、王玲莉在音乐中跳起了交谊舞，朱人求与徐春林则在一起闲聊、吃东西并为大家拍照。最妙的是李承贵老师，他离群索居，一个人坐在牛粪上沉思。等我们找到他时，大伙都哈哈大笑，李老师这才知道自己中招了。“李承贵（老师）坐牛粪”也成为我们记忆中最为经典的掌故之一，呵呵。 我们的课堂还延伸到中文系一位音乐发烧友胡彬陶教授的家里。教授拥有一套价值几万元的音响设备，效果奇佳，连我们这些乐盲也很轻松地体验出交响乐的层次性和丰富性，十分震撼。胡教授音乐室的四壁围了一圈约一米高的碟架，上面整整齐齐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音乐碟片，令人叹为观止。教授对造假深恶痛绝，但认为音乐碟片的造假是件好事，成本低，但音质相差无几。在这里，我们边喝茶，边欣赏经典乐曲。我们一起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听命运在敲门的急促与抗争；一起倾听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感受天人合一的意境之美；最后郑老师都要点一曲《黑寡妇》，排箫的悠远和悲呛让我们无限感伤。 郑老师还鼓励我们走出去游学，他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眼界开阔。在他的帮助和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徐春林、高霞和我们俩）开始了在北京为期两个月的游学生活。通过郑老师的介绍，我们拜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博士后（后留校任教），他住在小南门边的39号红楼，非常简陋，但他做出了大学问。杨柱才老师那时候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他带我们去清华大学拜访了胡伟希老师，胡老师还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成名作《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徐春林就住在南昌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系友游斌（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宿舍里，朱人求住在对面安徽老乡宿舍里，高霞和王玲莉则住在徐春林大学同学黄根兰的宿舍里（46号女生楼）。我们每天都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里查资料，忙着去听各种名家讲座，汤一介先生、周辅成先生、黄楠森先生、叶朗先生等精彩的演讲或课程让我们受益匪浅。周末则四处游玩，我们居然把北京的名胜古迹游了个遍，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燕园三松堂、静园草地更是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北京两个月的游学生涯，北京大学的一流师资和丰富的资料给予我们极大的思想养分，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界。我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北京大学求学，后来朱人求终于完成心愿，实现梦想。 在郑老师身边的三年，也是我们思想成长的三年，也是我们情感丰收的三年。记得1994年开学初，郑老师说10月份江西龙虎山有一个道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要求我们撰文与会。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朱人求撰写了一篇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道教死亡观及其文化价值》与会，后来居然发表在台湾《道教文化》的头版头条，这一意外收获坚定了人求求学的信心。1995年的夏天，郑老师要求我们共同撰写《疗救人生——道家道教的精神疗法》，我们负责其中“摆脱忧虑的方法”，这是我们编写的第一部书稿，居然还拿到了800元的稿费，800元对当时的穷学生来说还算是一笔巨款。后来我们一步步走上学术的道路，都离不开郑老师的引导与鼓励。在郑老师身边的三年，也是我们情感丰收的三年。毕业时我们俩喜结连理，郑老师开玩笑说，“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谈恋爱三年，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其实，我们感情的酝酿与成熟离不开郑老师的精彩课堂与游学设计，郑老师，也许您不知道，您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红娘。后来神游斋搬到了江西师大的王字楼，有一次我们回来，郑老师和师弟师妹们竟然打出标语“欢迎师兄师姐回家！”让我们热泪盈眶，感动不已，也只有性情中的郑老师才会有如此温馨的欢迎方式。 野狐禅 郑老师很逍遥，更谦虚。他总是戏称自己的学说为“野狐禅”，意即歪门邪道。说来话长，在禅宗中，学道而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开悟，一概斥之为“野狐禅”。这里有一件著名的公案：从前有一老人，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会落入因果吗？”他回答说：“不落因果。”结果五百年被罚为野狐身。后来承蒙百丈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不昧因果。”老人才脱去野狐身。（参见《五灯会元》卷三）。郑老师只有原江西大学哲学系的本科文凭，但他把生命融入哲学，以生命在做学问，以超人的才华、超卓的眼界和勤奋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他说，他要开创一个奇迹，没有文凭也能成就一番事业，郑老师成功了。我们只看到表面的风光，可其中的付出与艰辛常人难以想象。 对于“野狐禅”，我们可视之为郑老师的自谦之词。以赛亚?伯林在他著名的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中，把学者为刺猬型的专家和狐狸型的博学两种类型，他依据的是古希腊的一则寓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郑老师就是那个追求很多目标，博学的“狐狸”。郑老师的学术领域非常开阔，文化学、中国哲学、人生哲学、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佛学、赣学、伦理学、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领域多有涉及，是一个“狐狸型”的博学之士，但他始终围绕生死哲学这一核心，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时代潮流，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做一个勇敢的开拓者。概而言之，郑老师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学术领域，与此相对应，他的思想发展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早期（1982-1993）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研究。 1982-1993年，这是郑老师学术积累和奠基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传统──现代人的两刃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生理论史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82年夏天，郑老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神游斋构成了其学习生活的主战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热潮下，郑老师笔耕不辍，在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研究领域留下了几部经典之作，奠定了良好的学术根基。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读了他的书后，评价说：“我读这些书后总的印象是：其人勤奋、博学、热情，其书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能分析，能综合，因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内容不局限于学术，而是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思考。” 第二，中期（1994-2006）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研究。 1994-2006年是郑老师的学术发展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死亡智慧》（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生死智慧》（台湾汉欣出版社1997年版）、《超越死亡》（台湾正中书局1999年版）、《善死与善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等。郑老师的学术研究充满活力，他也不断突破自我，进军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在人生哲学之后的几年中，他把目标投向“死亡哲学与临终关怀研究”。1994年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郑老师拿出他的两个证书，原来他的《中国人生理论史鉴》与《中国死亡智慧》分别获得“中国人生科学研讨会”一等奖（一等奖共四项）。那一年，郑老师刚刚37岁，在中国生死哲学研究领域已经是名满天下了。 记得有一次，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看到我的文章了。“朱人求，你不得了了，能在《哲学研究》上发文章了，越来越厉害了。”郑老师就是这样关注自己的学生，为自己的学生的成长而高兴，而且毫不保留自己的兴奋和真情，毫不吝啬自己溢美之词。郑老师还告诉我，去年他的《关于生死问题的几点思考》也刊发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上，整篇文章没有一个引文，全是自己几十年来的心得体会，这在《哲学研究》上还是头一回。只可惜还应该提炼出几条原则、几个规律来，这样就可以建构一个全新的生死哲学理论体系。《关于生死问题的几点思考》可以说是郑老师关于生死哲学的理论总结。其实早在2006年7月6日，郑老师在天津永安“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学会生死——解决生死问题的五大原理》，概略地把自己二十五年来对生死哲学孜孜不倦探讨的成果归结为：“生命与生活的紧张之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生死互渗之原理”；“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演讲结束时他投影出自己在心爱的书房——“神游斋”中的一张照片，并说：“以上这些是我在神游斋中20多年的研究成果，40分钟就讲完了，敬请批评指正。”《哲学研究》刊发的论文则是对上述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 第三，晚期（2006-2013）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6-2013是郑老师学术总结并积极开展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时期。2006年7月6日，郑老师在天津永安“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的报告既是他对前期成果的总结，也是他全面进入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的时间（其实，早在2000年郑老师就开始介绍台湾地区及国外生命教育理论，2005年，郑老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命教育理论的论文）。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生命教育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生命教育公民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生命与死亡：中国生死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一时期，是郑老师最为忙碌的一个时期，为了推广他的生命教育理念，郑老师海内外到处演讲，但乐在其中。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一定要出去宣讲，让生死哲学于生命教育惠及更多的人，你不去讲就有别人去讲，有些人还乱讲，比不讲贻害更深。有了这种使命感和普度众生的情怀，郑老师更加忙碌，我们经常在清晨就收到老师在天山、在西湖、在昆明发来的“神游体”诗歌，一起分享老师的快乐与逍遥。我们开玩笑说，郑老师发福后，越来越像佛了。殊不知，郑老师的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成就的就是渡己渡人的大乘事业。 现实关切与思想考古 郑晓江老师一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他主编“江右思想家丛书”（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5部），撰写《杨简》，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赣文化研究（第1-11辑）、《六经注我：象山学术及江右思想家研究》、《融通孔佛——一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等，在我们的印象中，郑老师极为注重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哲学家的金手指”是郑老师一直津津乐道的故事，“金手指”所指的就是方法论。对于自己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方法论，郑老师有一个精炼的回顾与总结。他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主攻则在中国人生哲学和死亡哲学。我曾经耗费十年，写成了《中国人生精神》与《西方人生精神》二书，后又由人生问题的探讨延伸至死亡问题，写出了《中国死亡智慧》、《超越死亡》等书。我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之后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申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位。”郑老师在上课和平时写作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并对经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合理的定位，最后结合时代需要阐释其现代价值，为当代社会现实服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是郑老师论文的一大亮点。郑老师还告诉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有血有肉，一定要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写出历史的丰富性和深厚感，最后还需关切现实而不要流于空谈，这一教益让我们终身受益无穷。 做学问，就是把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学术，在生命的体悟中确证生死的真谛，在古与今、理论与实践中求证生命的学问。郑老师作如是观，也作如是行。在他学术生命的最后阶段，郑老师悟出经典解读的局限性，开始了他的思想考古方法与实践。他说，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惟一的、完全没有问题或缺陷的，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如思想考古的方法予以补充。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行走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 经典解读的方法固然有其优越性，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与其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史的全貌的，尤其不能深人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正是在这一思想反省的基础上，郑老师逐步走出书斋和课堂，深人田野和乡村、城镇与山川，主张“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做在山水间”，积极进行思想考古的工作。 在郑老师看来，“思想考古”方法的关键之处有三：一是要有时间上的充分保证，要有精力的充分投人。为了获得思想家著作及文章背后的东西，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家的观念，我们应该将书斋学问与思想的考古结合起来，走出书本，将目光投向田野乡村，去实地考究思想家生活过的地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要有问题意识。在进行实地考察前，必须先在书斋中做案头工作，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之思想、生平事迹、交往等有相当的了解。然后，再去实地考察，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要善于从实情实景中体悟出问题，再回到书斋，从文献阅读里求得解决。郑老师曾多次在金溪县陆坊村附近的梭山旁沉思徘徊，体会出儒者之隐与道者之隐、释者之隐的不同，体会到了梭山先生的“修身”和“齐家”就是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和生命情怀。三是在进行思想考古的活动过程中，知识的准备要足，对历史、地理、人文、风俗民情等等都要有所了解，并能运用于具体的思想考古的过程之中。郑老师曾经实地考察过三座南山，思考良久，生发出陶渊明可能并没有看到一座实有的南山而写作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再考诸文献，最后得出“南山”不是陶公所见之山，而是其心中浮现出的“长寿之山”的结论。 据笔者陋见，郑老师的“思想考古”的构想当在2001年前后，2002年1月，他正式发表《思想考古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现代哲学》）和《周敦颐在江西若干史迹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对“思想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作了初步尝试。两篇文章都回顾了他为了考察周敦颐的事迹先后跑了三千公里，到过七个地方，费时近一个月，终于悟出周子的人生观、生命情调是“政治人生化”而非“人生政治化”。 郑老师的“思想考古”进行了多年，其思想考古的对象包括周敦颐、陶渊明、李觏、象山、阳明、梭山、陈寅恪、罗念庵等。“思想考古”每走到一处，都要集体诵读思想考古对象的诗歌或经典文本，自觉体认思想家的精神生活与世界。之后，郑老师还组织会讲，把自己对古圣先贤的体悟与大家分享，涵养心性，提升思想境界。他陆续组织过鹅湖会讲、洞山会讲、仰山会讲、青原会讲、姚江会讲、石莲洞会讲等，思接千古，相与问学，论辩切磋，颇具阳明后学之古风。参与的学者与学生，耳目一新，反响极大。郑老师的“思想考古”方法，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接续千古，会通天人，“从经典还原为人，从人还原为生活”，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并使其更加深入，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知与理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010年10月，福建省尤溪县举办纪念朱子880周年的会议，郑老师有意与我们在尤溪组织一次会讲，可惜未能成行，成为千古遗憾。 呜呼！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郑老师，一路走好！ 2013年11月1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