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心灵净土 精神家园》
《心灵净土 精神家园》一文，乃亡友郑晓江之遗作也。犹忆去岁初冬，余所供职之中国文化书院，时逢十周年庆典，四方学者，共襄盛举，来贺者甚夥，晓江兄闻讯，亦惠我一文，，乃专为庆典所作，即兹篇也。而之前余尝先赴姚江，又往绍兴，倘徉于四明山下，流连于天泉桥畔，，凭吊先贤往迹，共话有明一代学术，朝夕均与晓江兄晤对。惜分手时，相互话别，乃告我曰：“筑城盛会，实难践约，盖广东讲会邀之在先，无法一人而分二身也。”噫！孰料竟成永诀。每一思之，即喉梗欲泣。而其惠我者，或即最后之遗作乎?
晓江兄文中所叙之事，去今已有两年矣。时余与晓江及三夕兄，曾有长达一周之聚晤。每日上午各自读书，下午则共同会讲。而哓江兄论事，常正色侃侃谈；与余之不善言，恰成鲜明对照。而一旦衔杯，则必穷理玄辩，皆相悦以得，亦人生至乐也。又尝哀悯圣道既远，学无轨辙，支离涂歧，人生多迷于荆榛矣。惜书生狂言奥论，余今一概不记。惟富水贵山，峦叠云卷，苍桐翠竹，溪色烟影，人与秋光风物共醉，其景辄未尝一日能忘。而击剑长歌，抨击时政，指点江山，肝胆俱倾，亦挥之难去，闭目即见。其才华意气，非常人堪比。惜天不假缘，时难再至，则为人生之大憾，不能不俯仰嘘唏也。
癸已年仲春谷雨后五日张新民谨识於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依庸室
心灵净土精神家园
——记阳明精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之会讲
郑晓江
时光似水，悠悠而淌而逝而一去不返，故夫子立于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诚哉斯言啊！余与三夕兄联袂访学阳明精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情景，现在似乎还历历在目，却不知不觉间二年多过去了，怎不感慨系之？
2010年8月16日，我应邀在贵阳国学大讲堂以“中国人的生死大智慧”开讲，引发听众热烈回应。不过行前，我定下的目标就不完全是奔着演讲去的，而是利用这次机会实现与华中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张三夕先生同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并希望由院长张新民先生陪我们去贵州龙场镇的阳明精舍，专访当代大儒蒋庆先生。
新民兄，四方脸，中等个，面庞略显憔悴，高度近视，衣着简朴，举止间透显出读书人的儒雅气息，视之且与之言，余心中不觉叹道：至诚君子，醇儒气象啊！其实新民兄学贯中西，出入儒释道，于史学、经学、儒学、阳明学、佛学、黔学、文献之学无所不习、无所不通，学养深厚，享誉学界。且又是个谦谦君子，安排各事项无不妥帖。我与三夕兄提出要去访蒋庆先生，他早已联系好，带着我们就上路了。
车行数小时，从贵阳到修文县平坦的水泥路上拐下来，便驰上了颠簸不平的乡间车道。我从有关资料上已知，早在1994年，蒋庆先生为筹办贵州省阳明心学的国际会议，特到“阳明洞”小住。时正月半，蒋先生在习习凉风中，披衣踽踽独行。其时，月光如水，四野荒疏。蒋先生“不忍主导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儒学落得‘苔深文柏老，祠静野阶凉’的凄凉境地”，暗暗立志，要重现儒学昔日的辉煌。数年后，蒋先生自筹款在阳明悟道之龙场镇的乡村购荒地数十亩，努力开垦，又种下一片果树，修数间小屋，遂取名“阳明精舍”。蒋先生一年中约有半年在此处读书与写作，近年来，这一片儒学的净土，逐渐成为海内外读书人心向往之的“圣地”。
终于到了，书院就坐落在荒僻的乡野，青瓦青砖的围墙，红漆大门，上书“阳明精舍”，进门一观，绿树成荫，曲径通幽，房皆不大，分成若干小院。蒋先生热情招呼，我们刚安顿好，便入堂拜孔夫子及历代先贤。午餐前，众人行蒋先生制定的“儒家礼仪”，后休息片刻，紧接着，众人鱼贯地迈上“复夏楼”二层，围绕一桌，清茶一杯，便聊开了。
蒋先生十分健谈，他坚信儒学可以开出四个层面：一是生命儒学，亦即心性之学；二是政治儒学，即王道政治；三是民间儒学，指儒学的草根性与生活性；四是宗教儒学，直指生命信仰的层面。他认为，自现代新儒家出，总以为政治儒学不合时宜，唯儒学中的心性部分可以复兴。但蒋先生认为：若无政治儒学之“皮”，心性儒学之“毛”焉将所附呢？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心性儒学偏盛，政治儒学受抑，儒家传统不清，儒学资源不广，所以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儒学，恢复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还儒学传统的本来面目。蒋先生是治“公羊学”的大家，但有深刻的前瞻性的现代立场，他谈道：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制度之重建问题。以往大致有三大立场：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下，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二是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将中国传统文化扫除殆尽，再建立起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三是新儒家之主张，即从儒学之“内圣”中开出西方式的“民主”之“外王”。蒋先生则鲜明地提出了第四个立场，即继承孔子的王道理想，汲取《春秋》公羊学中的政治智慧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创立中国式的现代政治制度。此“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历史上的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王道通三”，即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能合法。“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蒋先生认为：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则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蒋先生一谈便近两个小时，偶尔啜一口水，语气平实，缓缓道来，却思维敏锐，眼界开阔，立意十分高远，令人叹服。三夕兄有一疑问：先生的政治构思十分缜密，历史与现实的诸问题也考虑得非常周全，但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此‘王道政治’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蒋先生停了一会，忽然目光炯炯，深邃如炬，我知道，这也是学界目前许多人对其政治儒学的诘问。先生吐字清晰而缓慢：“待后王”，众皆相视而会心一笑。蒋先生说：我要在政治制度上先设计好，至于实现嘛，则留给后代的贤能之士吧，古语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岂是虚语哉？
我们的谈话从屋内到屋外，从饭桌到卧室，真正享受了一次精神的盛宴。我以前对政治问题向无兴趣，这一次阳明精舍之访，的确让我学到许多、感悟颇深。蒋先生也十分关心我从事的生死哲学的研究，认为“丧”与“祭”一向是儒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传统的生死智慧必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他还特别关心我对铅山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寻访，说：你应该还去调查一下书院过去的院产，登记在册，将来时机成熟，就要恢复书院的财产。书院有院产，经济上才可能独立，此处便是将来培养“通儒”的地方。一席话，让我眼界大开，思绪绵绵。蒋先生还特别交待，要我回去后把有关生死哲学的著述寄一些给他看，还说，要抽空去一次江西，沿着阳明先生当年的足迹游历一番。
清晨，我在阳明精舍四围游步而行。空气格外清新，鸟儿齐鸣，四周群山起伏，翠树成林，忽觉此心无比的通透与安泰。我不禁取出手机，书了一首打油诗：“天光云淡青山抱，阳明精舍绿环绕。复夏堂内论乾坤，书生风流看今朝。——演讲贵阳国学大讲堂继与三夕兄新民兄拜访当代大儒蒋庆先生作彻午彻夜长谈有感。”并按下群发键，刹那间便传之我全国各地的朋友与学生，使他们能够分享我的收获与欣喜。
归途，我们一行又造访了阳明洞，此处我已到访过二次了。在阳明先生艰苦卓绝之地，对其“致良知”之学会有更深入的体悟。回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新民兄张罗安排我们住进了“鹿鸣楼”。一夜无眠，我脑海中尽是“阳明精舍”、蒋庆其人其学、阳明洞的种种景象：历史与现实交错，古之阳明子与今之蒋庆先生，似已一脉相承，这也是蒋先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式坚守理念的底气（或云“浩然之气”）之所在吧？
第二天清晨，我又闲逛四周，对眼前这座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赞叹不已。行前我已从资料上得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建设，是以贵州省“省长基金”100万为启动资金，学校配套投资建设，共计投入了600余万元，历四年而建成。占地2600多平方米，拥有研究所、中心、基地10个，大小讲堂3个，专、兼职研究人员30余人。书院重要的藏书有《乾隆大藏经》、《西南文献丛书》、《民国丛书》、《永乐大典》、《诸子集成》、《黔僧语录》、《黔灵丛书》、《二十五史》、《中央研究院系列丛书》等影印、线装图书数万册。而书院的宗旨“在于发掘、研究、弘扬、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并将此优秀的文化贡献给世界人类，促进国际和平秩序的健康发展，使人的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宿，人类真朝着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此宗旨立意高远，书院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我又去拜祭了书院门口的孔子铜像，欣赏了由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题写在正门石牌横梁上的“中国文化书院”六个大字；再漫步于大门后墙西侧，细细阅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复观览了“勉学堂”，为这窗明几净的讲会场所而欣慰。最后我还在“游艺轩”、“琴轩”小憩了一番，悉心地体味这弥漫四周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我漫步在“励道楼”内，抬头便见南侧门挂有一楹联：“养乾坤正气，育天下英才”；而东面正门亦有一联：“圣人褒贬挟霜锋，行昭大宇；黔地师生尊泰岳，仰止高山。”励道楼东墙还镌有多幅王阳明手迹及画像，而“洗心”二字最让人低吟与沉思。我觉得“励道楼”的建筑与文化，处处透显出新民兄对当今学人与学子的殷切期望。
接下来的数天，我们一行上午休息，常常是三三俩俩散步于花溪河畔，水至清，潺潺而下，溅出无数的水花；岸四围花团锦簇，游人如织。我们赏美景，品香茶，忆故友，论天下；下午则进行会讲。
所谓“会讲”者，与今之学术会议完全不同，不是到会的代表们排排座，各人发言若干时间，其效果只能是“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决不对话”。“会讲”源于中国古代一种学术探讨的传统，最早的会讲可能是佛门的“讲经会”，由高僧讲解经典，众僧或居士们洗耳恭听。后来儒者们也广泛地采用了会讲的形式，来研讨儒家典籍的精义及社会教化。明代阳明子大倡“会讲”，即便在军务繁忙的前线，也不忘与弟子们间或会讲一番。这之后，阳明诸弟子继承此一传统，黔之地就是阳明学子重要的会讲场所。儒家的“会讲”不是一般的知识传授，而主要是“讲诸己”，是讨论“身心性命之学”，是“求道”之“自得”而非“求知”之“游谈”；是“躬行”而非“空谈”，是德行的培养而不是传授某种专门的知识。所以，“会讲”的实质是求道——寻求生命之道。今日之会讲期望的是唤醒人们的生命激情，使儒、佛、道等文化本有的生命情怀能够重现人间，真正为天下苍生起到安身立命的作用。
我记得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内的第一场会讲于2010年8月21下午日开始，以“现代性社会问题与知识分子责任”为题，由三夕兄主讲。其首先举例分析了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并着重论述了知识分子面临现代社会各种问题时应该承担的责任。随后，我则稍稍谈了一下现代社会大众生死教育缺失导致的问题，强调了正确的生死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重要性。新民兄则分析了中国现代反传统思想的来源，论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阐明了弘扬传统文化对重建现代社会的必要性。接着则是众博士、老师、学生共研讨，大家观点鲜明，思维活跃，皆觉得获益匪浅。会讲过程中，我们还进行了禅修活动，以洗心革面，净化心灵。
第二次会讲于8月22下午在书院的涵远读书楼举行，以 “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为题，由我首先对死亡哲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讲述了西方生死哲学及死亡学的发展历程，再谈到死亡学和生死哲学在海峡两岸的形成，并对国内重要的死亡学与生死哲学研究的成果做了简要的介绍。最后是在8月24日上午，我们又于书院的传习室中举行了以“国学典籍与人生修养”与“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为题的第三次会讲。
三夕兄以《弟子规》、《周易》、《老子》和《论语》为例，详细讲解了国学典籍与人生修养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社会现实的“混乱”更能凸显人生修养的重要性，认为人生修养会丰富我们的人生意义，因而人生的幸福与人生修养息息相关。而我则以近年来相继发生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和甘肃舟曲等天灾所造成的重大死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自己亲临震后汶川的经历与感受。在这些人类的大灾难面前，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与珍贵，而这又与在正常环境中众多漠视生命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强调开展生命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校园自杀、凶杀、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的现在，更应当通过反思死难，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在庄严肃穆、书香四溢的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内，在花草翠绿簇拥的花溪之畔，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我们研习、我们观赏、我们感动，我们流连忘返。我后来读到新民兄对这次会晤之记载，叹为神笔，其云：“三夕、晓江二兄，不避盛夏溽热，转道武汉、南昌，与余相聚于黔中。先驱车赴修文，流连王阳明龙场悟道遗迹拜访老友蒋庆，畅谈政治儒学，获益良多。是晚宿阳明精舍，清夜静坐，忽闻大音声自天际来，轰响如惊雷，初不识其所言，细辨之则为：‘天黄天黄，地茫地茫，圣人忧心，民熙民攘。’而一旦神会意悟，音声即悄然逝去，化归无边大寂静。次日黎明即起，乃外出闲步赏景，路遇农人即问：‘昨夜闻霹雳声否？’皆答：‘但有风声，未闻雷响。’噫！斯亦奇事也。午饭后同返花溪，下榻余所供职之中国文化书院。话别时余告蒋庆：‘为中国文化一线托命珍重。’蒋连声云：‘共勉共勉。’余遂与三夕、晓江二兄，朝夕聚晤于书院仁文厅，偶尔亦移坐于涵远读书楼，二三学子闻讯赶来，恳请赐教，情意殷殷，乃应允每日会讲一主题，连续三日，每日四小时。傍晚则溯溪源慢步，赏落霞余晖，观瀑群流潺，论天下大事，叙昔日友情，实亦会讲之余绪，惜无从录音，言下即忘。三次会讲均由三夕兄主持。三夕主讲现代性危机之批判，晓江主讲古今之生死智慧，余则主讲传统心性说，均饶有理趣，争论激烈。”
抚今追昔，余不禁百感交集，叹云：阳明精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天下士子向往之心灵净土，精神家园，吾何时能重返，再做逍遥之游，与诸子进行文化之魂的碰撞与升华呢？
原载《萤火集》，巴蜀书社20l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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