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至今已有七十五年。外公戴戟（1895-1973），作为当年十九路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他和蒋光鼐公公、蔡廷锴公公的名字同那场气壮山河的民族圣战已经紧紧联在一起了。

　　记得1962年“一·二八”三十周年时，他们三位当事者曾分别从北京、合肥联袂来上海，聚首在这当年烽火连天的战地所在，参加隆重的纪念大会，还在全国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联名发表了一篇长近万字的回忆录。那年我在读小学，尚少不更事，可知道几位长辈专程来就是为了纪念“一·二八”。毕竟耳濡目染，“一·二八”和十九路军，早在自己幼年的心田里牢牢扎下了根。只是这样的纪念场景，因着时势的沉浮，此后就再也没有重现过。

　　岁月如梭，又匆匆四十余年流逝，三位老人已相继驾鹤西去。此刻的他们，或许在九泉相会，重叙旧谊，或正受邀参访某处、出席一场隆重庆典。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战败强虏、抛却屈辱的对外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又恰恰是这场伟大战争的一部前奏曲和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外公他们那一代人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因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他们毕竟没有退缩，曾经奋然而起，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火一般的激情作过殊死的抗争，尽到了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历史责任。

　　外公为人一向低调，在世时一般不大在我们小辈面前谈论那段经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后来我从其他长辈的片言只语和阅读中获知的。直至今日，每当我重温“一·二八”，捧读那一页页饱蘸血泪、坚强不屈的历史记录时，仍内心禁不住热流滚涌，扼腕慨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势如累卵，民族危机益趋深重。而当时的中国，正内战炽盛，纷争四起，国破民困，积贫积弱。日寇视南京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和步步退让为中国之软弱可欺，乃得寸进尺，咄咄进逼。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正忙于策划“伪满”傀儡政权出台，为掩人耳目、转移国际视线，责令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及川岛芳子在上海蓄意寻衅。时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部队眼见陆军得手东北，急于求功，也迫不及待地欲图在上海挑起战端，扩大侵略。

　　外公所在的十九路军此时刚从江西调戍南京、上海一线，12月21日，他本人以该军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雄强之师，祖籍安徽的外公，在这支官兵几乎皆为粤籍的十九路军中，可算得为数不多的“外江佬”。他的这段不解之缘，起始于早年南下参加孙中山的护法革命，后经保定军官学校同窗陈铭枢公公介绍，加入粤军第一师之时。粤军第一师是当时孙中山亲手缔造的第一支国民革命武装部队，师长邓铿，罗致了一大批像外公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军中骨干，像陈可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叶挺、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陈铭枢为团长的第四团（外公时任他的少校团副），又是该师的模范团。1925年北伐战争前夕，正是以该部队为基础组成了后来威震四方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统领第十师，以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孙绳（后为范汉杰）、戴戟分任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团长，他们与叶挺的独立团等，同为第四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攻坚劲旅。北伐战争中第四军鏖战湘鄂，所向披靡。汀泗桥之役，军阀吴佩孚亲督主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为惨烈。此战过去仅强调叶挺独立团的作用，其实第四军各部多有参与。那次外公在第一线亲冒矢石，率军奋力冲杀，激战中身负重伤。这一仗为不久之后的攻克武汉打开了通道，自此，善打硬仗的第四军遂在百姓中获得了“铁军”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沿用四军的老番号、启用叶挺这样的四军老人作军长，实在不是 偶然的。《新四军军歌》开首那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即点明这层同四军的渊源关系。大革命失败后，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故。陈、蒋、蔡、戴的这支部队演变成了后来的十九路军（1930年正式采用这一番号，外公时任该军参谋长、六十一师师长），并在政治上为蒋介石所利用。这支部队卷入过蒋冯阎大战，也参加了江西“剿共”战争。日本人的趁虚入侵，“九·一八”后民族危难日亟的形势，促使他们幡然觉醒，广大官兵潜藏心底的反帝爱国热情陡升，十九路军在江西赣州体育场誓师抗日，庄严宣示“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无疑这来自于有过切肤之痛的人们一种真实的历史体验。直至很久以后，我还常听外公外婆给我叨念这句话。我想，也正是这样一种愈益强烈的民族信念，会推动外公他们义无反顾踏上不平凡的御侮救国之路。外公一直极为看重“一·二八”那场反抗外敌的战斗，不是没有理由的，毕竟这是他充满曲折的人生长谱中最具辉煌的华彩乐段。

　　1932年是在不平静中来临的。外公甫抵上海、就任不过月余，便接连遭遇日本人挑起的“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袭击事件”、“民国日报事件”的一系列骚扰。作为首当其冲的地方军事长官，面临重大压力，他的这个司令实在做得不易。警备司令部与野战部队分工不同，既有协调军队、掌握敌情的任务，又要同市政府各部门及外国租界当局进行沟通，密切关注社会动态，日常工作因而极为繁忙。在日寇的种种无礼威胁面前，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旨意，一再畏缩退让，曲意逢迎。外公却刚毅不阿，沉稳应对，他是政府命官，既要坚持原则，毫不示弱，处处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又不能简单地感情用事，外交场合须得灵活处置，不卑不亢，不给敌方寻到滋事挑衅的口实。1月15日前后，十九路军领导层已洞悉，日军进攻不可避免。外公到任后，积极组织司令部情报人员，多方侦察日本在沪社团、驻军动向，以及时判明形势，电告时在南京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他还亲往医院面见正在治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一起分析时局，部署防务。本来十九路军一直在争取组建北上义勇军，准备开赴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外公则清醒地意识到，上海即将有变，主张打日本无须舍近求远，应及早作好准备。

　　1月23日，外公会同蒋、蔡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并亲自主持了营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展开动员部署。蔡廷锴在会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外公也慷慨陈词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蒋光鼐冷静地指出：虽然“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军官们群情振奋，都表示要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会议作出决心死守的决策，研究了各项应变措施，并发布陈、蒋、蔡、戴联名签署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会后，外公同当时很多人一样，也留下遗书，安顿了外婆和时尚年幼的母亲，束衣按剑，预备着那个迎击日寇时刻的到来。

　　从至今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1月23日紧急会议记录原稿来看，一切都还显得那么真切感人、清晰可辨，开会时间、地点、出席人员。作为警备司令的外公，排在与会名单的首位，后面是军长蔡廷锴、司令部参谋长张襄、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记录稿纸的右上角处，还留有外公于次日用毛笔亲书的批阅字样，以及他那熟悉的签名。

　　然而，当时的南京政府却一再电令十九路军尽 量避让，将驻守闸北的部队后撤南翔，军政部长何应钦还亲自出马赶赴上海，召见蔡廷锴施压，并派宪兵六团接防闸北十九路军阵地。1月28日深夜，宪兵六团抵沪还未及换防，战斗就打响了。当夜11：00，外公接到日军将攻的报告，即令翁照垣部严密戒备。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8：30发表的“声明”，迟至11：25才以信函形式送交上海市有关当局，而11：30日本海军陆战队就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突然进攻了。全然一副“偷袭珍珠港”式的惯用伎俩！

　　十九路军翁照垣部率先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外公即与蒋、蔡两将军履冰踏雪，连夜赶至真如车站范庄的临时指挥部，沿京沪铁路调遣部队进援。同时通电全国，严正表示：“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足凭之。”

　　日寇凭借野炮、装甲车等优势装备，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将士则临危不惧，勇猛抗击，当晚便打退敌人三次攻势。次日，日军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及民房狂轰滥炸，并野蛮地炸毁了著名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藏书数十万册的东方图书馆主建筑。战争展开的第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范围进行，敌军丝毫没有取得进展。２月４日，敌军开始发起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持续发生激战。日军虽以舰炮、飞机和精良装备的步兵发动一次次攻击，均被十九路军全数击退，死伤惨重。

　　其间，外公与蒋、蔡当时虽负全局之责，遇有危急之时，也直接参与前线的作战指挥。吴淞要塞原任司令邓振铨（何应钦部下）畏惧日军，临阵弃职脱逃，致使阵地危殆。外公和蔡公公闻讯后，不顾枪林弹雨，迅即赶往吴淞前沿督战，急调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代司令，组织翁照垣一五六旅部队增援、布防，终于击溃敌人的攻势。直至后来3月3日主动撤离，日寇始终未能攻占吴淞炮台。盐泽幸一狂妄宣称 “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牛皮，在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的现实面前被无情地戳穿。

　　十九路军的凛然之举，得到了当时全国民众和舆论的热烈声援，通电、报纸、捐款、慰问品雪片般纷至沓来，上海更是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全民支持抗战的热情，民众抵制日货，组织义勇队支前，宋庆龄、何香凝亲赴火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外婆也同其他军人家属一道，参加了为伤兵制作纱布绷带、慰劳将士的行列。听母亲说，那时只有六七岁的她，也在大人的影响下，一怒之下将一套别人送的日本玩具给砸碎了。记得一篇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提到，在那战火纷飞、军情紧急的繁忙日子里，平素微显发福的外公已因夜以继日的操劳，变得又黑又瘦，几难相认了。

　　前方激战之时，警备司令部的工作还须顾及后方的其他方面，为肃清潜入市区的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情报、破坏活动，外公曾广派侦缉队四出侦察，及时破获与惩处了一批奸细，以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

　　由于军事上频遭阻击而不能得手，恼羞成怒的日军遂一再增兵，陆海空齐上阵，恨不得将上海碾作平地。整个2月份，从日本国内四次增兵，先后调集的部队有：海军第三舰队、佐世保特别陆战队、陆军第十二师团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第九、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并三度更换主帅，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白川义则相继来沪接任战地最高指挥官，援兵每至一批登陆，便发动愈加凶猛的进攻。

　　十九路军则主要依靠步枪、机枪、手榴弹和为数不多的小型火炮，以劣势步兵装备力抗强敌，因南京当局求和心切，久不发兵援助，而被迫孤军奋战，苦苦撑持。在宋希濂、俞济时、张治中等一再慷慨请缨及各方压力之下，蒋介石才迟至2月14日宣布调集中央军系统第五军两个师增援淞沪战场，任张治 中为军长，但此后竟再无增援部队续至。第五军的加盟，一时间让十九路军如虎添翼，两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由蒋光鼐统一指挥。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在北线的庙行痛击敌寇，取得大捷。

　　但迄3月1日，形势陡变。日军利用源源开抵的援兵，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总攻，尤其是第十一师团万余人乘兵舰沿长江上溯，绕至我军防线左翼的侧后方，在太仓浏河附近强行登陆，对我军构成包抄之势。中国军队历经月余激战，兵员消耗巨大，更兼后援不继，已无战役预备队和足够的布防兵力可用，为保存主力，不失战略主动权，指挥部不得不下令于当夜11：00开始实行有秩序的全线后撤，退守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一线，设立第二道防线。次日，蒋、蔡、戴再度联名向全国发布《退守待援通电》。

　　对于撤退，全军上下无不痛心疾首。据说外公最初是主张死拼到底的，他惋惜地说，假如再有两师兵力，至少也可同日寇见个高低。但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蒋介石意在“剿共”，哪里还会再调援兵？

　　此次淞沪抗战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也是中国方面抵御兵力最少的一次。至第十一师团抵沪时，日本陆海空军总兵力已逾七万，且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军舰41艘、飞机150余架参战。而我军主力仅十九路军三师、第五军两师，加宪兵团、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队，共计不过四五万人，加上武器装备的差距，堪称是一场力量对比颇为悬殊的不对称之战。

　　我军惟以血肉之躯拼死抗争，以弱敌强，坚持抵抗达34天，予日寇以沉重打击，毙伤逾万（日方数字大为降低），已属不易，尤可一扫“九·一八” 后的举国怨愤，大大提振民心士气。章太炎先生曾不无感慨地叹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连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外国人再也不会以为中国人都只是望风而逃、不敢抵抗的“窝囊废”了。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十九路军前方一打胜仗，西方外交官便看重中国，对他则又是请吃又是请喝。其实任何时候，国威、人格何尝不是争出来的！

　　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九路军，赞扬他们“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要完整地解读“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外公戴戟，不能不说到后期的对日停战谈判。

　　上海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又有西方列强的租界，成为各种权益错综牵连的交汇点。日本挑起战火之后，引起各国严重关注，深恐日本会以此为契机阴谋扩张势力范围，进而损及列强的利益。所以，自“一·二八”开战之时起，西方列强使馆和英法主宰、美国支持的国际联盟便从外交方面积极介入，居间调停，力促中日双方停战、举行外交谈判。战事迁延，打打谈谈，其实从未中止过，双方的有关外交、军事代表亦有过数度接触，只是外公都未出场。但至3月初撤退之后，列强干预力度加大，3月4日国联大会专门通过上海停战决议，须双方展开全面谈判，外公才被推上谈判桌。

　　作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外公，受命参加了从3月24日开始的淞沪停战谈判一系列正式会议。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是外公和时任十九路军参谋长的黄强。日方首席代表为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为田代皖一郎、岛田繁太郎。西方国家代表有英国公使蓝浦森、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礼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谈判围绕停止双方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原地、规定日军撤退时间、成立共同委员会等问题展开。

　　根据近年披露的档案材料，当时的这场谈判进行得非常紧张而激烈，中方代表为尽力维护 国家主权，对日方代表的种种蛮横要求进行了强硬的辩驳，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这场谈判桌上的交锋，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面对面厮杀。外交场合向依国际通行规则行事，可谓绅士斗法，由不得意气用事、一泄为快，但也不乏借题发挥，唇枪舌剑，寻机痛砭对手。植田谦吉无理威逼中国方面要说明苏州河以南和浦东、南市的驻军情况，外公陈以事实，严词反驳，并正告植田：“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外国限制”。日本人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之下竟诬外公为“败军之将”。外公随即在向人介绍日方代表田代皖一郎的名字时，伺机给予反击，谓：“我是皖人，知道‘皖’字含义，拆开来是‘白’、‘完’二字，意为皖人勇武，如有敌寇侵我领土，皖人定叫他白白完蛋！”外公素来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逢事关民族尊严的关头，他可是绝对不含糊的。

　　迫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双方军力对比的客观状况，这场谈判以中国方面承认既成事实，允诺军队原地留驻，日本撤军至战前位置，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是在中国军队失利、退兵的条件下的不得已之举，用张治中将军的话来说，是“沉痛的收场”。外公作为签字者之一，他彼时的心境究会如何，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追问，却也是不难想见的。这个尴尬的历史角色本非他欲充任，当蒋介石最初指令外公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他不禁怒从中来，对转告此话的陈铭枢一口回绝，表示如在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定上可以签字，但有丧权辱国条款的协定，则坚决不签。还说，“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都是能手，何必要我！”然而作为军人，终究命令难违，又须战事止息，无奈之下只有忍辱负重，勉为其难，替国家、替历史去担当。

　　正式签字前的5月3日，上海民众代表数十人到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郭泰祺住处，因质问签字事宜引起不满，言词激切之下，以铜元、茶杯掷伤郭头部。这位曾经留美的资深外交官事后宽厚地表示谅解，认为全系民众激于爱国心使然，绝非反对其个人。

　　如何看待这一真实发生的历史场景？淞沪停战协定该如何订立？中国军队若不留驻上海以西的实际控制线而被允许重返市区驻防，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无这样的可能性？这些自可尽由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去作深入探究。不过历史本身从来是复杂的，历史无法假设，也无法重演，终究还须从当时当地客观的实际与可能出发。中外历史上有过的停战谈判与协定不胜枚举，哪个不是以实力作后盾、以实际控制区域为基础的？近代以来，凡涉中国者，自鸦片战争到朝鲜停战协定，很多都在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下所订立，不得已而为之，能概以“丧权辱国”讥责之？。把理想当现实，把口号作准绳，以高调而眩人，以脸谱来图解历史，最易取巧，却也最是无当。

　　“一·二八”那年，外公37岁，蔡廷锴公公40岁，蒋光鼐公公44岁，以今日标准视之，皆中青年也。虽说过去都曾身经百战，而面对如此复杂、如此重大的挑战却也前所未有，应该说，他们都已竭尽全力。回望那场民族抗战，不光是有热血激情、振臂挺身，有肝胆照人、英雄豪气，全体将士的精神和牺牲，更在于当时的那种艰难，是被捆着手脚、憋着一肚子“气”打的，内外交逼，多方掣肘，一个“难”字，贯串始终，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是尤须体悟的。

　　硝烟散去，战尘落定，然而淞沪抗战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不屈的民族精神。1933年8月，外公为纪念当时牺牲的抗日将士，主持将龙华警备司令部大礼堂改建为“—·二八”纪念堂，并建纪念园、纪念亭，他为纪念堂碑亲撰的碑文如下：

　　堂以一·二八名，纪念淞沪抗日之战也。日本自明季以来，为寇海疆，史不绝书。逮甲午挫衅，我遂 一蹶不振。民国二十年秋九月十八日，沈阳变起，辽、吉、黑亡，不两周年，而热河失，而榆、滦陷，而长城内外，胡骑纵横矣。一·二八之役，当沈变之后四阅月，舆情敌忾，若决江河；明耻争存，人孰肯后。先是我十九路军，移卫畿辅。戟受命危难，警备淞沪，櫜革健鞭弭，惟期效死。是役也，闸北、吴淞、江湾、庙行、大场，血战三十有四日，赖先总理威灵、全民族决心，以齿报齿，以目还目。若衡以近代战争，国力殊不逮，然肝脑涂地，牺牲过当者，非无故也。回首经年，痛定思痛。堂之东偏，盖战前与蒋、蔡诸君子决策也。爰爰陋简，略加丹垩。蒐集当时殉国者之统计与作战图籍，陈之一室，以备观览。夫九·一八之不忘，然后一·二八之战可纪；一·二八之不忘，然后九·一八之痛弥深。敢志沉哀，勉尽一息。至于庙貌昭忠，观感为继者，尚待来叶于无穷期。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淞沪警备司令旌德戴戟。

　　我将碑文全篇转录于此，以志不忘。

　　当时的纪念堂内还陈列着青年画家张云乔创作的大幅油画《血战宝山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纪念堂及堂碑、油画等各种纪念物，俱为日寇炮火所毁。同时被摧毁的，还有1936年落成的庙行的“一·二八”阵亡将士墓、江湾的“一·二八”忠烈墓纪念碑等。日寇为遮蔽历史、扼杀记忆，仇视 “一·二八”，是很自然的，然而，他们可以用野蛮的武力毁去一座座有形的纪念物，却无法抹除人们心中那块无形的对先辈、对英雄的永远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