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戟(1895-1973)，名光祖，字孝悃，祖籍旌德县兴隆乡大礼村，生于苏州。

 

戴戟幼年家贫，父母早逝，在商店学徒。15岁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后历任滇、粤军排长、连长、团副、团长等职。1925—1945年，相继担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副师长、师长，淞沪警备司令、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安徽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国民党中央军委会高参、皖南行署主任、联勤总部东南补给区司令等职。1946年，拒任国民党中训团团员。1948年冬，开始在上海从事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戴戟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委员、安徽省体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主任委员等职。

 

北伐战争汀泗桥战役时，戴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冒着枪林弹雨，率部冲锋陷阵，激战中身负重伤。“七·一五”政变后，戴戟籍口创伤复发，愤辞军职，寓居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戴戟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积极反对内战，坚持反蒋抗日活动。“一·二八”事变时，身为淞沪警备司令、八十八师师长的戴戟，坚决站在人民的一边，积极协同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作战。事变前夕，十九路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戴戟也到会演讲，并写下遗书誓与上海共存亡。事变发生后，戴戟与蒋光鼐、蔡廷锴连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进行作战部署。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支持和全国的声援下，坚持一个多月，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被迫三次增兵，三易主帅。戴戟由此成为著名爱国将领。

 

1933年冬，蔡廷锴、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戴戟为该政府委员。

 

1937年，戴戟撰写《神圣的抗战》，痛斥日军侵华暴行，褒扬前线抗日士兵，激发民众爱国精神，号召军民同仇敌忾。1938-1940年，戴戟在屯溪任皖南行署主任期间，与皖南地区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军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亲任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主任。在恢复皖南公路交通、恢复和扩建学校、救济流亡难民以及保护农村劳动力等方面，屡有政绩，受到皖南人民的称颂。鉴于当时鸦片毒害严重，1939年，戴戟设立皖南戒烟所，将各县吸毒烟者集中屯溪，强令限期戒绝，效果较好，被誉为“皖南林则徐”。由于受国民党CC系排挤，戴戟被迫于1940年4月辞去皖南行署主任职务。

 

抗战初期，戴戟挚友、共产党特别党员范治农，任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副组长，在青阳县被三战区特务逮捕。戴戟闻讯后，立即发电到三战区保释，并派人斡旋，与国民党有关当局疏通关系，加之与中共派在三战区任政治部专员宦乡等人多方营救，终于使范获释。1949年春，由戴戟出面联络，协助中共对国民党廖运泽等部队进行策反工作，使廖部官兵起义成功。

 

抗美援朝初期，戴戟长子、次子相继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保家卫国。戴戟满怀爱国心、父子情，对两子参军一一勉励。

 

戴戟一生为人正派，持身严谨，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两名“造反派”威逼戴戟出据诬陷某人是国民党特务，戴戟当即表示不能从命，决不坑害无辜。晚年对台湾回归祖国十分关心，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孜孜不倦，竭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