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圆锳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后，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

　　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锳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煤油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锳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洲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麻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有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袄了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锳、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锳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锳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民国十九年，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是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钱，冬参夏讲，向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塄严经》，四方学者云集。以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民国二十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民国十七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由为彻底。圆锳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锳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他应国俯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锳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辽赴闺南、长沙各地讲经，法缘极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学大悲和尚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