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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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绶-人物贡献

发布时间:2011-01-27 10:04:00      发布人: 天堂天使

培育人才

  摒弃殖民文化,培育几代人才
  王绶毕生致力于农科大学的教育,为国家培育了几代农业科技人才。早在20世纪初,王绶就看到中国农科大学的教材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脱离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于是,他发奋编写适合中国国情和农业生产特点的教材,先后讲授作物育种、生物统计、田间试验技术、大麦、大豆各论等课程,共编写十来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他强调联系中国的实际,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农民种植作物,培育优良品种的经验,并吸收国内外最新科研成就,内容充实,深入浅出,学以致用。部分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分由国立西北农学院农艺学会印刷,部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的被编入《大学丛书》,曾多次增订再版,哺育了我国几代农业科技人才。
  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王绶始终把培养社会主义农业科技人才作为办学的宗旨,坚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修养;另一方面要掌握世界先进的农业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增强技术修养。这样才能培养出能文能武,而又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他指出,对青年学生应进行以“勤、俭、谦、诚”四字为主线的教育。勤是勤勤恳恳,“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根本;俭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做更多的事情,同时俭可养廉;谦是谦虚谨慎,不谦虚而骄傲自满的人,不会有所成就;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事业贡献出所有力量。勤、俭、谦、诚四字是科学工作者走向又红又专的必由之路,也是关口,只有过这四关,才能做到又红又专。他经常教育青年学生在业务上要处理好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关系,对此不能倚轻倚重,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就象拖车挂在牵引机上,一刻也不能脱钩。对于培养青年学生应从何处做起的问题,他认为,在农业科学技术的汪洋大海中,线头应系在“从实际出发”这块浮标上,要善于从青年学生的实际基础出发,组织教学和科研活动,否则就经不起风雨,耐不得干旱,最后要落空或收不到预期效果。

提高质量

  王绶认为,教学质量关系着学校的存亡兴衰。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老教师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同时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他指出,培养青年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做到“三定一稳”,即固定专业,定人指导,规定学习时间和稳定队伍。他告诫青年教师,在讲课时,首先要观点明确;其次是内容要丰富;再次是要有独到见解。他提倡教学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其关键在于精炼教材和正确处理好“三基”关系,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钻研教材、提炼教材和组织教材,根据“三基”要求和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去粗取精,千锤百炼,该详则详,该略则略。并在教学中做到突出重点,讲清概念,同时在课堂上下还要注意发挥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钥匙交给学生。他办学既不好高骛远,又不近功急利,而是强调依照计划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王绶的这些办学指导思想为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诲人不倦

  王绶素以勤奋、严谨、求实、诲人不倦著称。他在授课前都要作好充分准备,上课从不迟到,讲授时表达清楚,讲究实例,注意提高学生的消化吸收能力。在枯燥难懂的生物统计和田间技术课上,他注意尽量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强调“要做统计的主人,不做统计的奴隶。”他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规定学生不得无故旷课和迟到早退,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按时交课外作业。对于助教的听课、查阅文献和备课,他都有详细安排和具体要求;经常把自己积累的资料、讲稿等交给青年教师参考。他告诫青年人搞科研必须亲自动手,踏实苦干,没有捷径可走。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否做出点成绩,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强调工作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指名利)。他对青年人,是严师也是益友,既传授知识,又晓以做人的道理。在成都,一位助手因患慢性病有被解雇的危险,他硬是顶住校方的压力继续给下了聘书,使其留了下来。在西安,一位助手被枪打伤,他立即派人去医院协助护理,使其短期得以痊愈。他的助手和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大多能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做出成绩,不少已成为知名学者,这是与王绶当年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学科奠基人

  大豆、大麦育种和生物统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王绶长期从事大豆、大麦等作物育种栽培和生物统计与田间技术的研究,是我国这两大作物和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1923年,王绶就开始大豆的遗传育种研究工作。他曾多次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采集大豆单株,进行系统育种试验,培育出“金大332”大豆新品种,比标准品种显著增产,一度在长江两岸推广种植。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开展杂交育种,获得一些产量和含油量均高的杂交品系,散发在四川温江等地试种。与此同时,他较早进行了大豆品种区域适应性以及不同地区品种的花期、株形、株高、籽粒大小与产量相关性等研究,取得了一些基础性科学资料。1941年,他执教西北农学院后,继续通过系选培育出“西农506”大豆新品种和“西农509”黑豆新品种,在关中地区小面积推广。1948年,他在小豆遗传实验中发现一个花斑隐性基因,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后来被国际大豆基因命名委员会定名为Riri。晚年,他在山西首次开展了大豆品种资源研究和利用。他收集全省大豆农家品种830份和国内外大豆品种300余个,进行观察、比较、试验,从中选育出“太谷早”大豆新品种,其含油量高达24.5%,为当时全国大豆品种含油量之冠。他目睹山西水土流失严重,根据气候、土壤特点和人民生活需要,主张并开展了以大豆为主的小杂粮作物研究。在1960年至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建议政府和农民要见缝插针多种大豆,指出大豆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大豆芽含有一定量的烟酸,可以防止浮肿病,应利用房前屋后,田埂地边等空地种植大豆,在高粱、玉米行间混种大豆,棉花缺苗断垅地方补种大豆,适当多播麦茬豆。这个时期,他还主持了“黄淮流域大豆新品种选育”研究课题,该组培育的“晋豆1号”、“晋豆2号”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品种应用

  在开展大豆育种的同时,王绶还进行了大麦遗传育种研究。早期培育的抗冻,抗锈大麦品种,曾在美国纽约地区推广种植,被定名为“王氏大麦”(Wangs Barley)。之后又培育出具有丰产、抗病、秆强的“金大99”(裸大麦)、“西农3102”等大麦新品种在生产上应用。
  王绶对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深有造诣。早在1923年就开始应用现代田间技术进行作物栽培与育种研究。他最早将方差分析、随机区组设计等方法介绍到国内来。在我国,他最早撰写出版了《中国作物育种学》和《实用生物统计法》这两本有实用价值的专著,对早期这两个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实用生物统计法》一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列为大学丛书,1949年后又行再版。之后,他又撰写出版了《田间试验之理论与实施》、《大豆栽培与良种选育》等著作。此外,他还发表了《作物产量之研究》、《大麦遗传之研究》、《大麦杂交之研究》、《大豆栽培之研究》、《大豆第一代杂交优势之研究》、《大豆植株形状与产量的相互关系》、《大豆试验田间技术之研究》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在晚年撰写的《生物统计学》专著本已定稿,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稿件遗失,未能出版。
  王绶从20年代中期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以来,5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坚韧不拔、实实在在,从不夸张;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随声附和,哗众取宠。王绶为人忠厚耿直,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可敬可亲。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一生,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作风,他的献身祖国农业科教事业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作者:王河魁 马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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