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忘世易，使世相忘难
发布时间：2011-01-17 09: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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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使
他应该是个有传奇的人。
父亲，是清光绪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亲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一个混血儿往往都比寻常人多几分异域色彩——年少的他，举止与神态就有了贵族的风范和大家的气度；青年的他，有西班牙绅士的风度兼中式的儒雅，眼神总是高贵而平和。他可以是传奇中风度翩翩的伯爵，可以是多少女人们心中仰慕的王子……此时，任何想像放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更何况，他又是从美国哈佛大学走出来的，有着出色的学识，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有着深厚的英国古典文学功底，其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练且极优雅。”
但是，陈焕镛却一点都不传奇，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植物学，献给了植物标本，如果说有传奇，也是一场跟植物的“倾城之恋”，而且是一场长达一辈子的苦恋。
这场“苦恋”由哈佛大学开始，令陈焕镛感到心痛、耻辱的是，中国人研究植物分类学竟然要远涉重洋到别国去参考自己国家的植物标本、借阅资料？为何要仰人鼻息？为了开创中国的植物学，陈焕镛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中国。
确切地说，陈焕镛跟植物的“初恋”发生在海南岛五指山，那是一块“处女地”，以前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除了意气风发，除了一腔热情，别的什么都没带，蛇与疟疾常常袭击陈焕镛。初恋往往是甜蜜的，但这场“初恋”却让陈焕镛大病一场，苦不堪言，但在陈的眼里，采集到了几百号标本虽然无比艰难，却实在令人无比兴奋，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植物的热情。
从此，陈焕镛跟植物、跟标本是“不离不弃”，生死相守——在纷飞的战火中，在沦陷的城市里，自己的生命早就置之度外。几度辗转迁移，几度奔波流离，跟随自己20多年的标本、图书终于“毫发未伤”。陈焕镛与他的标本就像一对患难“情侣”，在烽火连天的城市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沦陷”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还有什么比“倾城”之恋更刻骨？
也只有这种超乎寻常的“爱”，才可能将植物与人生、森林与诗歌联系起来，在演讲中赋予植物以诗意、情感，才能让他的每堂授课都引人入胜，让他的每一场演讲都打动人心。每一场讲演都被学子们赞为“绝说”，就连每一个对植物毫无兴趣的人都为之动容。这一切，没有对植物的“爱”，谁又能做得到？
因为“恋”得太深，太投入，陈焕镛对于家庭、对于儿女，对于妻子和现实中的生活，几乎无暇顾及，在小女儿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好父亲”，陈心中又何尝不愧疚？因为“恋”得太深，本来可以在香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但他还是乘香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中国；因为“恋”得太深，跟外国植物界交换标本被批斗成“里通外国”、“文化汉奸”，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仍然放弃了举家迁往美国的机会，跟植物与标本相守到最后一刻。一场“苦”恋，何其“苦”！
在中大校史有一段记载：“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然而，这也只是这场“苦恋”的一个片段而已。
这场跟植物的“苦恋”，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植物学家，也成就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多个第一：建了第一个自己的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编了第一本自己的植物志，建了第一个自己的植物园，并且首次在国际学会上被选为执委或副主席，奠定了我国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地位。也是这场跟植物的“苦恋”，让陈焕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最后在广州沙河医院含冤而死。
因为陈焕镛对植物的“爱”已超越寻常之爱，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爱不再狭义，而是走向广博、执着、深沉，因此在病床上的弥留之际，他也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含笑地说出“我相信中国，我相信党……”想起相守50多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那些通灵的生命，他的世界一片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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