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过程中，有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上海戏曲学校学生蔡正仁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用他的话来说，是壮着胆子写的。父亲工作虽忙，还是亲自给蔡正仁写了回信，勉励他要努力学习和继承昆剧的优良传统，同时还表示一定要抽空来校亲自听听这些学生对毕业演出的想法和建议。一个领导干部虚心地聆听学生的一些想法和建议，这不仅使蔡正仁感到意外，同时也让戏曲学校全校师生受到极大的鼓舞。

　　其次，在生活上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60年代，自然灾害袭击全国，主副食品全部按定量供给，物资极其匮乏。戏曲学校的学生要练功、吊嗓子，还要排戏参加实习演出，体力消耗很大。经父亲向市委汇报后，特事特办，由文化局打报告，戏校学生每天保证两只鸡蛋，实习期待遇提高到十块钱。按当时的物价核算，这是一笔不小的营养补助费了。两只鸡蛋十块钱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在全国人民吃不饱的年代，其意义非同小可。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年轻戏曲工作者热爱这门艺术，父亲考虑到戏校的学生在校学习八年，比一般的中专生学制长，所以提议并经教育、劳动、文化部门同意打破国家原规定――中专生最高只能定行政23级的规定，将戏校毕业生一般的定在22级，个别尖子演员定到21级。这一措施使学生深切地感到党对戏曲艺术的重视和爱护，大大地激励了这些青年学生攀登艺术高峰的积极性。

　　在关心生活的同时，父亲更关心这些新苗的艺术成长，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展翅高飞。父亲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为青年能有机会上台演出，专门为青年学生成立专业剧团。

　　戏曲学校的学生毕业，组织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演出《杨门女将》和《白蛇传》。

　　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组织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反映青年人生活的话剧《年青一代》。

　　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科毕业生组成上海芭蕾舞团，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民科班毕业生组成上海歌舞团。

　　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分到各电影厂后，专门成立青年锻炼小组，分头到工农兵中去，边下生活边拍艺术性纪录片。

　　第二件事情是抓剧本、抓演出，为青年人创造登台演出的实践机会。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成立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外对我国负面宣传很多。父亲向中央提议，让这些学生到香港演出，让海外华人能亲眼看到这些古老的艺术后继有人，能比正面宣传起到更好的效果。经上级批准，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到香港演出。这批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担心。父亲非常重视这次演出，亲自护送一行人到深圳罗湖口。分别时，父亲勉励学生要有信心把平时学到的东西展示出来。父亲坐镇广州，随时了解京昆剧团在香港演出的情况，发生问题，父亲指示带队领导应去找什么人给予帮助解决。父亲还请出以前在报界的一批老朋友如费彝民等人来看戏并给予宣传和报道。青年京昆剧团演出的《杨门女将》和《白蛇传》一炮打响，轰动香港，连演了32天，欲罢不能。

　　1963年，上海各剧团都在抓现代剧的创作演出，古老的昆剧怎么办?青年京昆剧团的小青年都十分着急。父亲得知这情况后安慰他们不要急，并对他们说，前一阵忙着抓京剧《智取威虎山》，现已基本搞好，可以腾出时间来抓昆剧了。他召集青年京昆剧团领导开会，深情地说：京昆剧团成立后到香港演出是一炮打响，但这两年没有搞出影响大的新戏，如果不能连续搞出几台好戏，这批尖子演员就不能在观众中站住脚，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然后，父亲借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向文化部要了到广交会演出的任务。父亲回来后对青年京昆剧团的领导说，这次为你们要了去广州参加秋季交易会的演出任务，带什么剧目去?重点是要搞出两台新戏来。当场就研究抓什么剧目，几经研究最后决定，昆剧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因为该剧有些场面可以发挥昆剧载歌载舞的艺术特点，剧名定为《琼花》；京剧改编海政话剧团的话剧《海防线上》，因为该剧有些场面可以发挥京剧武打的艺术特点，剧名定为《飒爽英姿》。为了搞好这两部戏的改编、排练工作，父亲把临时办公室搬到戏曲学校内。从编剧到主要演员的选配，父亲都亲自过问。不仅如此，他还从各文艺单位调得力干部来充实创作班子，如从歌剧院调李世仪同志来当导演；调文艺处处长冯少白同志参与剧本改编；把有深厚古典文学基础的郑拾风同志请来对昆剧的唱词反复推敲。父亲甚至对昆剧的唱腔、舞台美术和服装道具方面如何既保留传统特色又能适应现代戏演出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琼花》创作出来，父亲又亲自带队去参加广交会。父亲特意把香港的费彝民先生和电影明星夏梦女士请到广州看戏。他们热情赞扬昆剧《琼花》改得好。当时叶剑英元帅也在广州，他连看了三场演出，大为赞赏。为此，昆剧《琼花》还到深圳加演了几场。青年京昆剧团载誉而归，《琼花》在上海连演三个月，场场客满。一批青年演员不仅能演古装戏，在演现代戏中也大放光彩，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舞蹈学校成立后，校长李慕林遵循周总理的指示：中国的芭蕾舞学校不能老是跳外国的“天鹅湖”，要洋为中用，搞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芭蕾舞。李校长和父亲商量将我国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父亲支持她的倡议，并根据搞民族化芭蕾舞剧的要求调兵遣将，尽量高质量地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创作出来。为此，父亲把早年参加革命的著名女作曲家严金萱调到舞校负责该剧的作曲工作；请京剧大师周信芳来传教身段；还特意把留洋回来的话剧大师黄佐临请来指导导演组工作，黄导根据舞台剧的特点提出《白毛女》由黑发变成白发分四个阶段来表现；等等。因为请了这么多大师来指导，芭蕾舞剧《白毛女》获得很大成功，终于走出了一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新路。

　　电影因为生产过程复杂、投资大，培养一个导演往往要十多年，从最普通的场记做起，经过助理导演、副导演的磨炼，最终才能担当起导演的重任。如何才能让年轻人尽快挑起重担?也是父亲经常考虑的问题。后来，父亲从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得到启示，将电影编、导、摄、美等各部门的青年人组成一个个“青年锻炼小组”，深入工农兵中去，边下生活边拍摄真人真事的艺术性纪录片。这样投资少但涵盖了电影生产制作的全过程，对青年人是个很好的培养方式。当年“天马”和“海燕”电影厂都组织青年人分头到工农兵中去，我的同学宋崇被分到福建前线，他们小组拍摄的艺术性纪录片《崇武海战》受到文化部全国通令嘉奖呢。

　　“文革”后，四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成为上海文艺界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国内外多次获得各种大奖，使上海文艺界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如芭蕾舞方面的汪齐凤、辛丽丽；京昆剧团的蔡正仁、李炳淑、孙花满、华文漪；美术界的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电影界的达式常、于本正、宋崇、鲍芝芳；话剧界的焦晃、曹雷、娄际成等等。

　　今年是建国和上海解放六十周年大庆，父亲解放前在上海搞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又在上海主管文教工作，虽然父亲谢世已22年了，他在天之灵看到当年他呕心沥血开垦的苗圃今天已硕果累累，这也许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