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反应还比别人慢。

　　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他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2003年2月，近80岁高龄的王忠诚指导学生张俊廷等完成一例世界罕见的巨大颅底脑膜瘤手术。患者周先生曾在美国一家州立医院实施了手术。手术中肿瘤大出血，医生只切除了部分肿瘤。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周先生找到王忠诚。

　　二次开颅，在别人没有完成的基础上再次手术，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病人的生命，王忠诚没有犹豫。

　　他和学生们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完整剥离取出了肿瘤。术后，周先生神志清醒，四肢活动自如，术前失明的右眼也重见光明。

　　知道这个消息，那位曾给周先生下达“死亡判决”的美国医生惊讶地竖起了大拇指。

　　颅内手术，险象环生，任何挑战自我的冒险都可能毁英名于一旦。王忠诚却选择了不断超越。为了病人的生命，他心无杂念，从不退缩。

　　1997年6月，王忠诚接诊了一名大面积脑水肿、生命垂危的患者。尽管手术并不复杂，但由于患者肾功能严重衰竭会引发其他并发症，随时可能死亡。

　　学生张俊廷担心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给王忠诚抹黑，便向他建议由自己来做手术。王忠诚明白学生的心思，对张俊廷说：“病人的生命比我的面子更重要。”结果，手术获得成功，病人转危为安。

　　王忠诚常说：“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要为病人争取生的希望。”他特别告诫自己的学生：“医生首先要有医德，手术刀是为患者服务的工具，如果借手术刀来为个人谋取私利，那就不配做医生。”

　　一次，一位老人找到王忠诚家，掏出一沓钱求他救救自己患脑肿瘤的儿子。

　　王忠诚把钱推回到老人怀里。老人扑通一声跪倒地上：“您不收这钱，俺就不起来。”

　　看着老人恳求的眼神，王忠诚赶紧说：“好，钱我收下了，您快起来吧。”

　　手术非常顺利。脱去手术服，王忠诚来到病房，从衣袋里掏出了那沓钱还给了老人。老人说：“你救了我儿子的命，又不要钱，我一辈子心里都不安啊！”

　　王忠诚微笑着说：“老兄弟，我收了您的钱，您安心了，那我可就心亏了。”

　　“国内首例”“世界首创”的手术，王忠诚成功地做了一例又一例。人们说，王忠诚的临床技术已臻化境。然而这却是用牺牲自我、千锤百炼换来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神经外科事业落后国际先进水平近30年。为了打破西方封锁，掌握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做实验。

　　“当时他做一次脑血管穿刺的Ⅹ光验证，所接受放射线的剂量就相当于做胸透大夫几个月的总和。”王忠诚最早的弟子罗世琪回忆说，“由于超大剂量反复接触放射线，他的白血球降到2000多，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一辈子都没有恢复。”

　　脱发，牙龈出血，体质大为减弱，多次患肺炎，有两次险些丢掉性命……王忠诚却说：“我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

　　豁出命的坚持换来了收获。他用7年时间积累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这本里程碑式的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了30年。

　　见惯了生生死死的王忠诚，对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生死却不太在意。

　　一次，王忠诚为一位重症病人做手术。从清晨7点半直到第二天11点半，手术整整进行了27个小时。古稀之年他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不吃不喝。

　　手术结束时，他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脚面肿得像个馒头，两腿淤血，就像穿了一双“紫袜子”。

　　这次手术后，王忠诚一病不起，一个月才恢复。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平告诉记者，前些年，王忠诚每周都要做4到8台高难度手术。由于常年高强度地长时间做手术，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双下肢静脉曲张，并做过腰部手术。

　　2002年，王忠诚放下了手术刀，不再亲自手术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